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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革庄头有一定程序。醇王府半分庄头张树棠，每年应交差银62两5钱，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共欠银1257两，偿还无望。醇王府首先传张树棠亲族张九龄，但后者“家不殷实，无力补销陈款”。在这种情况下，张九龄书写甘结一纸，作为放弃顶替庄头资格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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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甘结人张九龄，实因宗族弟张树棠充当醇亲王爷府内半分庄头拖欠租款壹千余两被革追惩，例应族人垫欠接充，现奉催头郭玉书等传身赴府，议交陈欠，接充办理。身远近族人俱无力垫交陈欠租款，情愿出具无力领充甘结，恳乞催头等自行赴京到府，禀消施行。光绪三十年正月，张九龄具甘结是实。[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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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二月，有另姓殷实人家刘庆云、刘元瑞父子继任庄头，为了保证积欠偿还，醇王府命他们立书证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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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甘结人刘庆云 刘元瑞，因半分庄头张树棠欠官款千余两，现令［今］被革究惩，身等承领接种，代伊补交陈欠银五百两，蒙恩赏限一月交清。每年完现租六十二两五钱，每年并代完陈欠银五十两，至限不敢有误。如有违误情愿领重罪。所具甘结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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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二月 日 刘庆云（押） 刘元瑞（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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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租银明明是私租，甘结中却称“官款”，又称：“如有违误情愿领重罪”，王爷之淫威据此可见一斑。按前引内务府成例，另选别姓庄头时，“旧欠予以豁免”。但王爷不愿损失丝毫，关于张树棠1257两旧欠，要求承领庄头一次交清500两；余剩757两，每年代完50两，即在15年内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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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事实还可看出，贵族王公将强制庄头写立甘结作为保证地租收入的一种手段。不单顶替庄头者要立甘结，欠租的庄头或佃户也要履行这种手续。第一代醇亲王奕的孙子溥杰忆及童年生活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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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十岁左右时，看到祖母书桌抽屉内，常有一叠叠折子式的文书，上面写有“甘结”字样。我就向祖母问“甘结”的意义，她起先不耐烦告诉我，经我纠缠不休，她才慨叹着对我说：“甘结就是佃户给我们写下的字据，保证下次一定交足租钱。”她叹了一口气又说：“现在的人心大不如从前了！不让他们立甘结，就是在好年成，他们也是不肯交足租子的。……”我听了仍是觉得有些似懂非懂，翻开折子一看，看到里面都写有类似的字句：“如果到下期不交足，情愿受任何严厉的处置。”我这才模模糊糊地了解到“甘结”的意义。”[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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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头积欠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因为自身挥霍，“私账过多”；有的是因为土质退化，水淹沙压；有的是因为佃农抗租，“藐视庄头软弱无能”；有的是因为社会动荡，兵连祸结。自然灾害如水旱蝗灾，也是造成租银积欠的一个原因。[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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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大灾之年，王府催租仍刻不容缓。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光绪末年（具体年份缺）某年四月，直隶保定府一带连降暴雨，“数十年来所未遇”。山水过大，蠡县附近猪龙河决口三处灌入四野，麦田十伤八九，大田小苗多为泡伤。大水退后，各处保长并村佃陆续进县呈报“水灾青苗被伤大半，大半房屋倒塌被伤者不少，粮价昂贵不能度日各情”。直隶总督府奏准悬示：上地以五成完租，中地以四成完租，下地以三成完租。醇王府庄佃据此请求，按五成交纳。这本来已是按上地标准，但是却遭到王府催头松奎、兴泰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正是在主子面前邀功领赏、表示忠诚的机会，故强迫众佃按八成交纳。事成之后，他们在给福晋太太（王爷的夫人）的禀文中表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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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等与县官会商晓谕众佃：王府租项向来不论年成好歹，不能与民粮民丁同例，今以八成令尔等交租，此系格外宽恩，如再不允，定将汝等收县勘压、严加追惩。班上头目（指县衙差役）等又复再四劝谕，众佃等始皆勉强允从。本年租项均按八成收齐，于二十一日起程至二十七日回京。[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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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十年未遇到的水灾面前，秉承王府意旨的催头们对嗷嗷待哺的饥民竟没有一点怜悯之心，通过为虎作伥的县官与差役，将八成地租勒索到手，并如期返京。这些“见羊现凶相”的催头，催租时滥逞淫威，于是导演出一连串被逼者投河上吊、卖儿鬻女的悲剧来。官衙与王府沆瀣一气，使农民的租银源源滚滚流入贵族的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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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王府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底算清，当年共收银7888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4019两余，补交上年差银339两余，收陈欠银771两余；散征银2758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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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底算清：当年共收银8269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3876两余，散征窑租等银3448两余，补交陈欠等银969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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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底结清：当年共收银9046两余，其中正差银、杂差银、散征窑租银等7687两余，陈欠差银1358两余。[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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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宣统之际，尽管清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醇王府的地租收入非但没有减少，且有所增加，历年陈欠也被大量补征，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地产的发展。在那些“钟鸣鼎食”的大贵族中，醇王府的情况应是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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