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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化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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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教育有多种形式，除了兴办宗学、觉罗学外，还要求族长承担起平时训导、约束族人的职责。嘉庆帝曾亲撰《宗室训》，斥责宗室“不肖子弟，越礼踰闲，干犯宪章者，亦层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他批评管理宗人府王等只知奉行成例，“同一宗室，视同陌路”，并强调说“诸王管理宗人府，虽曰国事，实家事也”。最后，他要求诸王、诸族长时时教训子弟，一是要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立身之要”，一是要督导“国语骑射读书守分”的“应为之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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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族长除了传布教化，用儒家观念熏陶子弟，使他们循规蹈距外，还负有维护族内等级秩序的义务。乾隆五十三年（1788）谕：宗室人等束用黄带，示尊重也。觉罗人等当束红带，前已节经降旨禁止僭用。今见觉罗人等带色又渐似黄，竟无所分别。此断不可。[181]觉罗带色已由红变黄，屡禁不止，主要是为了在服饰上向宗室攀比，并在外人面前炫耀高贵的身份。这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乾隆帝却不止一次降旨，要求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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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来，许多八旗子弟耽于游惰，追求浮华的生活，乾隆皇帝深为宗室子弟前景担忧，反复要求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训谕各该管宗室觉罗旗人，令伊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一切清语骑射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且不可任意各处游旷，流入匪类恶习”。他还警告说，若宗室觉罗中仍有滋事者，必将失察的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一并治罪，决不轻贷。[182]嘉庆帝看到宗室中酗酒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大为恼火，指责族长、学长及宗人府王公，“平时不加管束，有事但请处分，徒令群干吏议，反长刁风，于教化毫无实效”。[183]于是规定，以后宗室人员犯流罪以上者，要将失于管束的宗令、族长、学长等分别轻重惩处。大批宗室、觉罗居处京师，终日无所事事，寻衅闹事者屡禁不止。清帝多次谕令宗人府王公及各族族长“认真教训，不时稽查弹压”“严加管束”。但收效不大。嘉庆朝开始将一部分闲散宗室、觉罗有计划地分拨盛京，美其名曰：“观摩善俗。”颙琰认为“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风俗醇厚”，令集中居于宗室营，设族长、总族长稽察出入，在营内居住弹压。[184]这种集中管理的办法，多少有点发遣的味道，何况在拨往者中，除无业人员外，确有些“不安本分”的分子。因此被移人员多不安心，宗室果敏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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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族长、族长、学长责任重大，工作繁忙。如果尽心尽力，“办理族务妥善”，由宗人府奏明，给予议叙。[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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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敦睦族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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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提倡宗室之内应“极致亲睦，共相爱恤”。玄烨曾感叹“诸王以下，互相谗害，乐祸幸灾，略无亲睦之谊”。他还对“同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孙”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是对他人长辈的不尊重。[186]在他的倡导下，以后陆续制定了有关吉凶事件会集的仪礼，如“王公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薨故公主以下按品齐集”，“公主至夫人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降服期限”，“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以及近派辈长之人谒见阿哥礼等，用于皇族内部的礼仪。这些礼仪既渗透着族亲之谊，又是体现支派之亲疏、辈分之远近的产物。如“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条例，就只适用于近支王公各门。规定：凡近支王、贝勒、贝子、公并福晋夫人遇有薨故事件，如系永字辈之事，应派永、绵两辈王公章京穿孝；绵字辈之事，应派绵、奕两辈王公章京穿孝；自奕字辈以下遇事，均按辈递推。[187]嘉庆十七年（1812），专门奏定了《近支宗室服属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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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中有了红白事，亲戚们前往贺喜或吊唁，协助办理吉凶事，无论在满洲人中还是皇族内部，都是一种时尚。夏仁虎《旧京琐事》卷五说：“满人家与府第结亲，往往破家，盖房族多，仪文烦，不堪酬应也。”世家大族往来频繁，虽联络了感情，却耗费了不少精力和资财。特别对一些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人来说，有时就显得不堪其负了。夏仁虎就记载了这么一件很好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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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同官善君，为福元修相国孙，世为贵族姻眷，家已中落。某日到署迟，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盖赴某府相骂也。询其故，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其可笑如此。然善君以三女嫁伯王、恭王、洵贝勒，卒以是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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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善君是与恭亲王奕、贝勒载洵等宗室显贵结亲的满员，他本人不是宗室成员，因应酬不了交际之费，最后只好以“骂”断绝亲谊。这段趣闻不失为宗室间重视往来之礼且费用不赀的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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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为了“敦重族谊”，曾号召富贵之家慷慨解囊，救济贫困的族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谕：宗室原一本所生，理应雍睦矜恤，今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嗣后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有力者，于贫乏宗室，著随分伙助。[188]但他的这类号召显然未能使富裕族人大发“恻隐之心”。以后接济族人，颁给恤赏，都是动用的库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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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祖宗祭祀，也是增强同族意识的重要手段。皇族的祖宗祭祀有多种形式，如太庙之祭，奉先殿祭祖及各王公府第的家祭。等而下之，还有宗室各支派作为生活重要内容的祭祖活动。奉先殿设于宫廷内。祭祀奉先殿只有皇帝出席（或遣皇子代祭），执事也基本由内务府官员充任，所祭对象为皇室列祖列宗及其后之神位。所以，奉先殿祭祀也就是皇帝的家祭。太庙供奉列朝帝后神位，又设有大功于皇室的宗室王公、功臣的牌位配享。祭祀带有“国祭”的性质。宗室王公照例要在陪祭太庙后再归本府第祭祖。其作用，旨在突出皇帝本支在全体族人中间的中心地位。同时使皇室子孙们时时缅怀祖辈创业之艰辛和光辉功绩。宗室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公也各有家祭之礼。所有这些祭祀，都是按照宗法制原则精心规划并形成的一套极繁琐的固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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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世子、郡王家祭之礼，立庙七间，中奉始封之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次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祭祀前，遍告同祖所出子孙，成人以上者届期会祭行礼，均按辈分和年龄为序。祭毕，将胙肉遍发族属。[189]贝勒、贝子、公家庙形制略小于王，祭祀形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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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祭祀是族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同族意识得以升华。在祭祀全过程中，受祭的祖先被人为地分成等级，与祭者也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祭祀的等级，是同族内部等级制度的反映，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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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祭祀相关的是族人对祖先坟茔的重视。每朝皇帝死，称“龙御上宾”，或称“驾崩”，建有规模宏大的陵寝，叫“地宫”。清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为表示不忘祖宗恩德，定有四时致祭陵寝的制度。皇帝谒陵，在清皇族生活中是一项非常隆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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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氏肇兴兴京（今辽宁新宾），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祖（肇祖、兴祖、景祖、显祖）陵在兴京西北启运山下，称永陵；努尔哈赤葬在盛京（今沈阳）天柱山下，称福陵，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沈阳东陵；太宗皇太极葬在盛京隆业山下，叫昭陵，俗称北陵。永陵、福陵、昭陵合称关外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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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努尔哈赤先祖陵墓（辽宁省新宾县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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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分别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和易县永宁山下修建了东陵和西陵。东陵有：昭西陵（孝庄文皇后陵）、孝陵（世祖福临）、景陵（圣祖玄烨）、裕陵（高宗弘历）、定陵（文宗奕）、惠陵（穆宗载淳），另外还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西陵有：泰陵（世宗胤禛）、昌陵（仁宗颙琰）、慕陵（宣宗旻宁）、崇陵（德宗载湉）。皇帝每次谒陵，都有大批宗室王公、大臣随行。有清一代，谒陵最勤的当属乾隆帝，他在位60年及当太上皇的3年间，约有40次谒陵活动。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元年（1796），他仍以80余岁的耄耋之龄，亲谒东西陵，即表示对列祖列宗的敬意，又含有希冀后嗣效法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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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死叫“薨逝”。其坟茔正式名称叫“园寝”，园寝制度在清代有详细的规定。[190]王公园寝的规模虽不能与皇帝的“万年吉地”（皇帝陵寝所在）相比，也相当宏大。醇亲王园寝范围，据说连“宝顶”（即坟）、享殿、阳宅以及看坟佃户所耕种的土地统统包括在内，方圆约有几十里。[191]王公子孙繁衍，园寝往往分为多处。[192]园寝均附有大片土地，一则为守护坟地的包衣（家人）提供养赡之资，二则将收获物一部分用于园寝四季祭祀。园寝内的坟茔分布有序，反映着死者生前在族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关系。如醇王府园寝，有“嫡”字真传和以“庶”字而获得侧福晋称号的人，才能有“宝顶”式坟穴和在“昭穆”世次下埋在祖茔圈内，其余如幼殇的孩子，未聘的姑娘和未能得“侧”字头衔的妾媵，照例都埋葬叫作“小山”的一小块地皮上。到了例年祭扫时，被埋在祖茔范围内的人们，照例有各如其分的官祭或家祭。至于葬身于小山的人，则只是在王府官员的潦草祭奠之下，过着死后仍有差别的地下生活。[193]这种跨越“生死”的等级制度，为所有皇室贵族所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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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醇亲王园寝（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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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下层宗室、觉罗各族支中保留一块公有的祭田，并将其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也是习见的现象。如镶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6份，另外留出祭田地3顷70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100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3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6个家支还要各拿出7吊200文。[194]又如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在己身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每年应交租银96两，以作后辈公中祭田；后至其子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座，并将祭田96两租银作为两处祭祀之用。[195]再如镶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取租银80两，除各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196]上引数例说明，在宗室、觉罗中，祭祀祖先，修理坟茔是一件很受重视的事，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这项公共开支。但是到了晚清，许多中下层宗室生计凋零，祭田或典或卖。祭祀祖先的活动随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