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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则例》规定，亲王、郡王犯法，不能传问，只能行文该府门上讯问。[217]这样，亲王、郡王犯法可以不被审讯。宗室犯服制、谋杀等重大情节命案，应照刑律定拟，由皇帝钦定；寻常命案，应先行革去宗室顶戴，照平人一律问拟斩绞、分别实缓。[218]所以宗室的命案一般不能宽免或换刑折枷、圈禁，既然是依律定拟，量刑是比较严厉的。虽然如此规定，但曲从宽宥的案子也是有的。乾隆四十七年，奉恩将军宗室伊冲额殴死雇工人，宗人府会同刑部仅拟折圈禁80日。伊冲额打死人却免于死罪，在于他打死的是“雇工人”。按清律，雇工人法律地位不过类比卑幼。雇主殴死雇工人，按律拟徒3年，旗人换刑为枷号40日鞭100，伊冲额是宗室改为圈禁80日，连乾隆帝都认为“未免太轻，不足以示惩”，于是改拟圈禁1年。[219]宗室拥有的法律特权优于一般旗人，据此可知。当然，也不能据此断言宗室、觉罗草菅人命都能免死折圈。如果伊冲额殴死的是平人或尊长，一般是难以宽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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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涉讼免于刑讯。犯笞杖罪名用“养赡银”代替，即从笞10到笞50，折罚养赡银1个月至4个月；杖60至杖100，折罚养赡银6个月至1年（但“情罪可恶者”按其应得笞杖罪名实行责打不准折罚钱粮）。一般旗人犯徒、流、军遣罪，折枷号示众，比民人已属优待异常。是宗室、觉罗，则以折圈代替枷号，不示众，但要依罪行轻重加责数十板。如初次犯徒3年及2年半罪者，由宗人府圈禁1年，责打25板即可开释；初次犯流3000里及2500里罪者，折圈禁2年，责打30板；初次犯边远及极边烟瘴军罪者，折圈禁3年，责打40板。[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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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禁，在宗人府的“空室”（空房），即专门监禁宗室、觉罗罪犯的处所，清入关前，宗室贵族犯法，原有“囚禁高墙”之刑，实即软禁。据《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称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年间始废弛。事实上，圈禁空室即圈禁高墙的变种，只不过软禁的对象由少数皇帝近族扩大到皇族全体人员。[221]。被圈禁于空室，受到远比一般监狱优厚的待遇。空室长期不设禁卒，一般都不上锁，出入比较自由。每日支给饭食银两，以保证罪犯的生活。高贵一点儿的罪犯每日由家中送上佳肴美味，宗室大员甚至将家人带入空室，以供役使。连皇帝本人都承认：“宗人府空室有名无实。”光绪年间，宗人府诸务荒怠，空室管理形同虚设。御史贵贤奏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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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专门囚禁宗室犯人的特殊监狱-高墙（《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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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室）从前监禁宗室，尚只踰垣宵遁，近更肆无忌惮，白昼游行街市，甚至持枪在内仓左右轰击飞鸟，居人侧目，无敢谁何。[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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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待遇优厚，管理松弛，习于安逸生活的宗室、觉罗仍觉难以忍受，乘间逃逸者接二连三。留在空室的也并非都是悔过自新之徒。某次官役前往空室密查，竟从宗室明伸、明海屋内抄出鸦片烟具两份。[223]《宗人府则例》原载有“宗室、觉罗有吸食鸦片者均拟绞监候”的律文，惩治不可谓不严，明伸、明海却在皇族“监狱”里找到了吸食鸦片的“世外桃源”，成为当时的一桩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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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清初不断将“罪宗”及其子弟削除宗籍的悲剧重演，统治者还专门制定了“宗室犯罪停止革去宗室”的律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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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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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皇帝是最高族长，并决定有关宗族的一切事宜。如规定有关政策、则例；亲自处理某些具体事务，包括钦定宗室近支子女的婚姻（即所谓“指婚制度”），为近支宗室按辈排字命名，钦定宗族重犯的量刑，乃至批准宗室出关申请。皇帝有关宗族的谕旨被当作全族的准则反复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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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拥有规范族人关系最严格的一套宗法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族人在血缘亲疏、嫡庶、辈分、性别等方面的区别。在血缘亲疏方面，先以宗室、觉罗划为远近两大派；宗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觉罗。接着又在宗室中划分近支和远支，待遇也有差别。在近支中，则是皇帝家庭的至高无上。皇族本来已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在它的内部，举足轻重的仍是不容僭越躐等的秩序。嫡、庶之分，对族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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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宗法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政治地位在宗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长辈王公要向小辈皇子行跪见请安之礼；闲散宗室即使为长辈，也要称本支王公为主子，受其驱使；高爵的幼弟与低爵的兄长有主属名分；皇后出宫，王公途遇仪驾，要恭敬让道，公主的丈夫、公婆，要为公主请安行礼。这种特征的宗人关系与长幼尊卑、男尊女卑的伦理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悖离。[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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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族制与旗制熔为一体。八旗是全体满洲人的社会组织，皇族同其他旗人一样被编入八旗。皇族的宗族组织实际被包容在八旗组织内，并且依八旗制度划分为左、右翼（详见附录一表7）。各旗宗室、觉罗，按佐领加以编组。清朝末年，八旗共有宗室佐领32个，觉罗佐领28个（详见附录一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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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五 王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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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族制度中，王府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宗室王公都是皇帝的亲支近派，他们世代袭封爵位，高高在上，担任显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拥有很大特权。为了维护这些特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王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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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子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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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的设立，始自皇子的分府。清制，皇子15岁时，由宗人府请封，皇帝钦定其爵位。一般说来，皇子封授年龄也就是成婚年龄，当然也有稍早或稍迟的。结婚后就要搬出宫（也有不立即出宫的），叫作分府。分府后，其居室服用、所属官员人役、佐领管领、俸禄给养，均按爵位高低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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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分府，首先由皇帝赐给大批钱物。康熙时，诸皇子分府，每人各得钱粮23万两。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同时，由大内为分府的皇子支取宫物。如康熙六年封裕亲王福全（玄烨兄）时，令支官物六年。[226]玄烨年长皇子中，有支取官物四五年者，亦有二三年者，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胤祯，分府后整整支用官物七年。[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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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分府，除按爵秩领取俸银俸米、庄田壮丁外，还拨给旗分佐领、内务府佐领和管领。康熙六年（1667）定，亲王给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满洲佐领一，旗鼓（汉军）佐领一，内管领一。此后，分封郡王、贝勒、贝子、公时均按等级拨给佐领、管领。[228]但拨给数量屡有变动。至道光二年（1822）才形成定制：恩封亲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六，蒙古佐领三，汉军佐领三；郡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四，蒙古佐领二，汉军佐领二；贝勒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汉军佐领一；贝子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均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一，蒙古佐领一。鉴于恩封王公逐代递降，所以又规定，将来降袭至何爵，即按所降之爵应得之数存留。余俱裁汰。至不入八分公，即全行裁撤。[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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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拨佐领体现两个原则。第一，皇子分府拨入下五旗，拨给他们的内、外佐领取自外八旗的上三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康熙十四年（1675），将和硕恭亲王常宁分府于正蓝旗时，拨给了镶黄旗满洲两佐领，正黄旗满洲两佐领，正白旗满洲两佐领，镶黄等旗蒙古的三佐领，正白旗汉军的三佐领；包衣正白旗满洲一佐领，包衣正黄旗汉军一佐领（旗鼓佐领），包衣正黄旗一管领。同时，和硕纯亲王隆禧分府于镶白旗，同样分给了上三旗满洲六佐领，蒙古三佐领，汉军三佐领；包衣上三旗满洲一佐领、汉军（旗鼓佐领）一佐领，以及一个管领。[230]外八旗的上三旗系“天子自将”，包衣上三旗则是皇帝的私属，将取自这两个系统的佐领、管领拨给分府的皇子，带有明显的析产性质。这是有清一代的不易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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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拨给佐领、管领的对象仅限于入八分以上的宗室王公。清朝入关前，宗室贵族中的上层统称“入八分贝勒”，包括上起领旗的和硕贝勒、不领旗的议政贝勒，以及虽无议政资格但具备参与“八家均分”条件的诸小贝勒（台吉）在内的同姓贵族集团。凡取得“入八分”资格的贵族，才能从“父汗”（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处领受赐予的牛录（佐领）人口。[231]简言之，“入八分贝勒”的特权首先是与赐予牛录户口联系在一起的，而赐予牛录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析产的性质。清朝，继承了这种传统：宗室封爵自亲王至辅国公八等为“入八分”，有领受、役使佐领人口的特权；以下由不入八分镇国公到奉恩将军共六等为“不入八分”，当然也没有上述特权。因此，《八旗通志》初集卷一载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裕亲王保泰议复称：“查定例内，未入八分公等以下，并无专管旗下佐领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