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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多设在富贵之家。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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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贵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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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友走票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除家资富足的王公贵族外，很少有人能承受这种负担。所以北京人又将这种毫无酬赏却挥霍无度的活动叫作“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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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票房中，以肃亲王府票房最有名。善耆工老生，常请内行名伶到府中教戏，并在内廷演唱。票友多为贝勒、贝子等宗室亲贵。善耆嗜戏成癖，相传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善耆扮石秀，杨扮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不禁厉声呵道：“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闻声相顾失色，杨小朵却谈笑自若，扮演石秀的善耆更乐不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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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0），各省谘议局代表为请求提前立宪聚集京师，摄政王载沣等权贵均避之不见。惟善耆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对话气氛紧张之际，善耆忽然掷冠于桌，大声唱道：“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众代表愕然。善耆却笑着说：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原先剑拔弩张的气氛随之释然。又一种解释说，戏词中所谓“先帝”实指光绪帝载湉，意思是说载湉如尚在世，立宪早已实行；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间接表示了他对立宪赞同的微意。[10]不管怎么说，善耆嗜剧，在宗室贵族中是出了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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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室贵族中，热衷学京剧、唱京剧的还有庆亲王府的溥锺、溥锐，醇亲王府的载洵、载涛等，不一而足。民国初年，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班不定期的自演自娱的京剧团，有人美其名曰“贵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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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戏装的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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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八旗王公，还有人对八角鼓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八角鼓与子弟书、岔曲、牌子曲都是八旗子弟中几乎同时繁兴起来的民间文艺，彼此涵濡，相得益彰。当时有所谓“全堂八角鼓”，实际是各种曲艺节目的集萃。分鼓、溜、彩三种：“鼓，唱也；溜，相声之类；彩，戏法。”[11]可见“全堂八角鼓”已突破早先八角鼓单表演击鼓弹弦的局限，兼容了多种艺术形式。全堂八角鼓一般由八旗子弟票友演出。票友大多技艺精湛，一专多能，即说、演、弹、唱、变、逗，样样精通，时人叫作“六场通透”。“演者多系贵胄皇族”，习为娱乐，[12]他们不仅欣赏别人演出，有的还亲自公开登台表演。道光十九年（1839），贝勒奕绮赴京城内各茶园登场度曲，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且登场时任优伶辱骂，以博众茶客之欢。此事被官差访实，又不便明拿。不久因抄获宗室侍卫瑞珠开设茶馆，斗赌蟋蟀，案内究出贝勒奕绮曾登场度曲。审明革去贝勒，令宗人府堂官率领行杖之人至其府第，重责40板，令其闭门思过，逾年而卒。[13]奕绮以贵族身份公开登台演唱八角鼓，甘心与伶优为伍，足见八角鼓艺术蕴含的特殊魅力，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为统治阶层所不容，除受到重惩外，还获得“素行卑鄙”的恶名。同、光年间，恭亲王之子贝勒载澂，在府第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演唱全堂八角鼓，为“京城第一”。他们除自演自娱，还应外约，阵容齐整，而且茶水自备，不取车资。但是外人多不敢约，因为其中不良纨绔子弟甚多，“调戏妇女之事，数见不鲜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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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室子弟不准任意离京，被围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天地里，除少数人步入仕途外，大多数无事可做，只有耽于玩乐。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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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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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本为满洲长技，从前皇帝时常举行搜猎，随围者皆皇族、贵戚，平日马箭、马枪，皆须熟练。故王公府第中，每以射布靶为戏。每值永定门外娘娘庙（俗称南顶）、东便门内蟠桃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年例开庙之时，王公子弟皆有跑马组合，加入赛跑者谓之下道。王府各有养马之处，平日喂饲刷洗，备极珍护，以备驰骋临风，博得观众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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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王公贵族均分有大片牧场，马匹成群。及至晚清，圈养骏马，比赛骑术，仍是贵族中的一种时尚。醇亲王奕一生主要是练兵、带兵，精于骑术。其子载涛贝勒养马、相马、骑马也很有名。据《醇王府资料》载某年《闰五月骡马口分单》，府里共养了69匹骏马（另外还有9头骡子）。这些骏马除皇帝亲赐外，主要得自蒙古王公和满汉亲贵的进献，如口分单中写有：哈拉哈道王紫马、哈拉哈特王兔虎马、多王爷枣骝马、图什业图王大爷兔虎、荣侯爷枣骝花马、李中堂粉青马、善将军菊花青马等。其中，以乌珠木沁王所献为最多，共有12匹。这些骡马每月各有口分银4两5钱，仅闰五月一个月，就支领口分银339两3钱。照此推算，一年里用于养马的费用当有4000两之多，这还不包括十多个养马人等的开支。[15]前面曾提到，清季醇王府数十万亩地租收入在八九千两左右。这就是说，有大约一半的地租收入用在了养马上。至于这笔开支相当多少庄佃一年里辛勤劳动的果实，已经难以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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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中种花、养鸟、养鸽子、养金鱼，均雇有“把式”，专理其事。许多贵族也精于此道。京城秋季以养菊为“雅戏”。王公中最早以养菊称名的是怡亲王胤祥的次子宁郡王弘晈。据说当时京城内无洋菊。篱边所插黄紫数种，皆薄瓣粗叶，毫无风趣。弘晈得到南中佳种，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名目，不少于数百种。每当秋雨过后，五色纷披，弘晈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唱，不减当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情趣。[16]王公贵族中的高雅之士种菊、咏菊，留下许多诗作。贝子吞珠在《菊》诗中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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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竞阳春，尔独傲霜露。瑟瑟西风鸣，萧然绝尘污。色分三径深，香殿九秋暮。楚骚此君子，嘉名信非误。[17]（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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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历代汉文人一样，宗室贵族的咏菊诗或者自况，或者喻言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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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族养鸟、养鸽也颇有讲究，养鸟有看文彩的，养红绿鹦鹉、虎皮鹦哥、芙蓉、倒挂、碧玉、珍珠等鸟；有听善鸣的，养画眉、百灵、字字红、字字黑、小黄鸟之属。这些鸟能模仿各种禽音，各种市声，听之悦耳。热衷于玩鸽子的子弟也不少。鸽子品种很多，上品昂贵。鸽有鸽房，专人管理。进入民国，载涛贝勒的鸽群在全东城仍首屈一指。[18]每年夏秋季节，是玩蛐蛐（蟋蟀）的时节。适时，从宫廷到王公府第均有斗蛐蚰之举。清廷内蛐蛐的角斗是一种赌博游戏，赌金之巨令人瞠目。一局下来，输赢能达万两白银。王公中如睿亲王魁斌等均乐此不疲，至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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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大玩家”们好玩，善玩，他们在游嬉中挥霍，也在娱乐中丧志，有的在玩乐中荡尽家产，有的在玩乐中忘尽国事家事。一直玩到辛亥革命炮响武昌，他们的玩兴犹浓，乐趣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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