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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郡王奕在伊母服中纳妾生子，被其叔辅国公绵悌、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会衔参奏，交宗人府议处。奕赂书办以3000钱，得以了结，议罚郡王半俸3年。但不久行贿事泄，并究出绵性亦有贿钱5000钱。原来绵性在参奏时已“希谋其爵”，贿买书办议革其王。当时官场贪风日炽，堂堂王公贵族竟需向办案的书吏行贿。而绵性假公济私，行为尤为贪卑。结果，此案牵连的三王公均被革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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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潢贵胄，在渐趋腐化的过程中完全遗忘了先辈创业的艰难。他们终日寻欢作乐，聚敛财富，任意挥霍，过惯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也就难以胜任守成的重担。为官者，惟知贪恋禄位，或“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45]文恬武嬉，全不以国务民瘼为重。这种状况，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但没有改观，反而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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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满洲统治者的昏愦无能，加速了战争失败的进程。在战争中，宗室贵族的庸懦腐朽也被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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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道光帝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以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统率川、鄂、湘、滇、黔、赣等省大军赴广东迎击入犯英军。奕山是恂郡王胤禵四世孙，系道光帝族侄，侍卫出身。[46]道光七年（1827），因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升为头等侍卫。以后十年间官运亨通，由伊犁将军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其实并不知兵。出兵前，奕山曾口出大言，务“使逆夷片帆不返”。但是，随着英军强占香港、攻破虎门、兵临广州城下，奕山转而畏敌怯战。三月行抵广州，听从杨芳“不可浪战”之策，“诸事不问，先买洋货”。[47]林则徐向他建议，选遣洋商“设法羁縻”英军，俾英舰暂退，堵塞河道，积沙囊于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其计，又惑于左右之言，欲侥幸一试，夜进兵，乘风毁7艘，捷报频传。清晨方知误焚民舟。英军乘机进攻，尽占城外炮台，大炮攻城。奕山惊慌失措，急于城上改换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于四月初七日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英方勒索“赎城费”600万元，限期奕山等率兵退出广州城60里外和不得重新武装各要塞等苛刻条件，奕山无不应承，并讳败为胜，奏称：“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48]奕山指挥作战无能，在粤期间却广收贿赂，包括许多翠玉，于是有“翡翠将军”之号。《南京条约》签订后，奕山被褫职治罪，论罪当死，圈禁宗人府空室。第二年即获释起用。咸丰元年（1851），奕山于伊犁将军任上，与沙俄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意沙俄在伊、塔两处片面设置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贸易免税权，还划给俄方“自行盖造”住房货栈的地方一块。咸丰八年（1858），他在黑龙江将军任上，又擅自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让沙俄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之地”；允许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不久，乌苏里江东大片土地即为沙俄侵占。奕山屡次充当卖国将军的角色，在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同治三年（1864），清廷还封他一等镇国将军，死后得到“庄简”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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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奕山同为鸦片战争失败将军的另一宗室是奕经，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以后，隶镶红旗，与奕山一样，也是侍卫出身，不数年擢至显位，为道光帝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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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1841），“靖逆将军”奕山在粤战败，北犯浙江之英军连陷定海、镇江及宁波府城。九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蔚等副之，驰浙征剿，奕经分属懿亲，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49]可笑的是，他偏要标新立异，不是整饬军备，而是于营门设木匦，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于是献策者400余人，投效者140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是阒冗京员，投效者也无“奇才异能”。奕经不过富贵膏粱，不通军事，怯懦畏敌，与奕山不分伯仲。英军肆掠浙江，奕经却逗留苏州城寻欢作乐。随他南下的一帮纨绔子弟借其名以招摇，他亦置之不问，丑闻远播，当地官吏因供应繁重，怨声四起。十二月，奕经始抵杭州。翌年正月，奕经轻信假情报，派兵三路收取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结果一败涂地。奕经逃归杭州，从此不敢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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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经带兵出征期间，终日沉溺酒色，妓女不离营，得获“琵琶将军”之讥，又称“六子将军”，讽刺他收金子、要银子、养兔子、嫖婊子、请翎子、怕鬼子。又有套《千家诗》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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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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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炮纷纷，文蔚奕经吓断魂；借问逃军何处去，渔人遥指麦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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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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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落乌啼炮满天，将军参赞对愁眠；姑苏城外王家港，夜半姑娘上战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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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将其败军之将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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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后，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误民罪状，逮京论死。与奕山一样，圈禁一年后又重新启用。但他的名声在民间早已狼藉，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有绘背坐小像一幅，题其上云：“咄尔何人？将军奕经。奈何背坐？羞面见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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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损威丧权、媚敌乞和，在历史上同受恶名的还有宗室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是镶黄旗宗室，系巴雅喇（努尔哈赤弟）之子巩阿岱后裔。巩阿岱因是多尔衮的亲信而被处死，子孙被削去宗籍。以后虽复归宗室，但只准系红带子，以区别于系黄带子的本支宗室。耆英是正蓝旗宗室。出身世宦家庭，其父禄康，嘉庆间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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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伊里布调任两江总督。此前，他长期在云南做官，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获道光帝青睐，很快擢至云贵总督。显而易见，在道光帝眼里，他亦如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中可以倚重的干练之才。所以，当二十一年秋北犯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城后，便诏令他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定海失陷原因，并加强沿海防务。伊里布至浙，知英军兵锋甚锐，难与为敌，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劳”英军，私下达成休战协定。翌年正月，广东方面兵端再起，道光帝决心抵抗，诏促伊里布规复定海，又令奕山和杨芳督师广州。伊里布回奏兵炮未集，请缓攻。受皇帝严辞斥责。不久，有大臣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谕令解伊里布职，带张喜到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52]同年，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殉国。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连连受挫。浙江巡抚刘韵珂荐伊里布，谓其善与英军议和，请发军前效力赎罪。八月，伊里布与广州将军耆英代表清政府到南京与英军“讲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2100万元，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等丧权辱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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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第一次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和沙俄强迫腐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交战双方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而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但是，以宗室贵族为其代表的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既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又不能理智地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并在国际关系中导致了更为屈辱的地位，留下无穷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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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后，诏授伊里布广州将军，加钦差大臣衔，但他行抵广州不久即病卒，从而免除后来朝廷的严惩。这股怒火后来发泄到耆英头上。耆英因签订《南京条约》有功，一度授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方议通商章程，成为清廷办理“夷务”的专家，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耆英应诏陈言，略谓：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又说：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咸丰帝认为“持论过偏”，传旨申饬。[53]这实际意味着耆英的失宠。同年十月，咸丰帝又斥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以后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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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1856），英国旨在扩大在华权益，故意制造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人纠结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清廷命耆英赴天津，协助满洲亲贵桂良等人议和。此前，耆英在广东时，五口通商事宜多由他裁决，一意迁就英人。咸丰七年冬，英军陷广州，得到耆英章奏，发现其中多有“掩饰不实”的内容，大为不满。所以，当耆英至天津，准备参加谈判时，被英人严辞拒绝。耆英惶恐而去，未获旨回至北京，于是欺谩的事迹愈加昭彰。咸丰帝严诏逮治，借口“定约偾事”，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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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历仕道、咸两朝，罢官家居后，曾大书一联悬于客厅，上联“先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来客观看。此联轩轾两朝，显露不满，结果被人呈报。据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原因。耆英之死，不过充当了清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类似这样的昏昧庸臣，在以后的六七十年里多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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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宗室亲贵中，庆亲王奕劻是贪黩纳贿的代表。他历仕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长期秉权枢要，获世袭罔替亲王的殊荣。直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废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又任内阁总理大臣，主管军国政务，权力很大。奕劻滥用权势，广收苞苴，集聚起万贯家财。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御史蒋式瑆参奏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说：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54]奕劻父子虽卖官鬻爵，贪贿性成，恶名昭彰，却未被言官参倒，足见其权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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