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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诗的讽刺可谓辛辣之至，将其败军之将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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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后，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误民罪状，逮京论死。与奕山一样，圈禁一年后又重新启用。但他的名声在民间早已狼藉，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有绘背坐小像一幅，题其上云：“咄尔何人？将军奕经。奈何背坐？羞面见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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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损威丧权、媚敌乞和，在历史上同受恶名的还有宗室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是镶黄旗宗室，系巴雅喇（努尔哈赤弟）之子巩阿岱后裔。巩阿岱因是多尔衮的亲信而被处死，子孙被削去宗籍。以后虽复归宗室，但只准系红带子，以区别于系黄带子的本支宗室。耆英是正蓝旗宗室。出身世宦家庭，其父禄康，嘉庆间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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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伊里布调任两江总督。此前，他长期在云南做官，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起义，获道光帝青睐，很快擢至云贵总督。显而易见，在道光帝眼里，他亦如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中可以倚重的干练之才。所以，当二十一年秋北犯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城后，便诏令他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定海失陷原因，并加强沿海防务。伊里布至浙，知英军兵锋甚锐，难与为敌，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劳”英军，私下达成休战协定。翌年正月，广东方面兵端再起，道光帝决心抵抗，诏促伊里布规复定海，又令奕山和杨芳督师广州。伊里布回奏兵炮未集，请缓攻。受皇帝严辞斥责。不久，有大臣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谕令解伊里布职，带张喜到京，下刑部讯鞫，褫职，遣戍军台。[52]同年，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两江总督裕谦殉国。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连连受挫。浙江巡抚刘韵珂荐伊里布，谓其善与英军议和，请发军前效力赎罪。八月，伊里布与广州将军耆英代表清政府到南京与英军“讲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2100万元，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等丧权辱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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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第一次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和沙俄强迫腐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中中方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交战双方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而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但是，以宗室贵族为其代表的清朝统治者腐朽无能，既不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又不能理智地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加速了战争的失败，并在国际关系中导致了更为屈辱的地位，留下无穷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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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后，诏授伊里布广州将军，加钦差大臣衔，但他行抵广州不久即病卒，从而免除后来朝廷的严惩。这股怒火后来发泄到耆英头上。耆英因签订《南京条约》有功，一度授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方议通商章程，成为清廷办理“夷务”的专家，咸丰元年（1851）奕即位，耆英应诏陈言，略谓：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又说：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咸丰帝认为“持论过偏”，传旨申饬。[53]这实际意味着耆英的失宠。同年十月，咸丰帝又斥他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以后被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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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六年（1856），英国旨在扩大在华权益，故意制造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人纠结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清廷命耆英赴天津，协助满洲亲贵桂良等人议和。此前，耆英在广东时，五口通商事宜多由他裁决，一意迁就英人。咸丰七年冬，英军陷广州，得到耆英章奏，发现其中多有“掩饰不实”的内容，大为不满。所以，当耆英至天津，准备参加谈判时，被英人严辞拒绝。耆英惶恐而去，未获旨回至北京，于是欺谩的事迹愈加昭彰。咸丰帝严诏逮治，借口“定约偾事”，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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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历仕道、咸两朝，罢官家居后，曾大书一联悬于客厅，上联“先皇（道光帝）奖励有为有守”，下联“今上（咸丰帝）申斥无才无能”，故意让来客观看。此联轩轾两朝，显露不满，结果被人呈报。据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原因。耆英之死，不过充当了清廷推卸责任的“替罪羊”。类似这样的昏昧庸臣，在以后的六七十年里多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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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季宗室亲贵中，庆亲王奕劻是贪黩纳贿的代表。他历仕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长期秉权枢要，获世袭罔替亲王的殊荣。直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废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又任内阁总理大臣，主管军国政务，权力很大。奕劻滥用权势，广收苞苴，集聚起万贯家财。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御史蒋式瑆参奏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说：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54]奕劻父子虽卖官鬻爵，贪贿性成，恶名昭彰，却未被言官参倒，足见其权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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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庆亲王肖像（首都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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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第二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后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参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一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赵启霖不但未能参倒载振，自己反而因“妄言”落职。全国舆论大哗。载振迫于压力，具疏辞职。据说疏词由名士唐文治代笔，中有“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荣；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云云。[55]仍旧以一副“孝子忠臣”的面目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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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商部尚书载振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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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北京出版的一种石印画报，载有一幅讽刺奕劻的漫画。画中一个头戴双眼花翎朝帽、身穿袍褂的老头，手握一柄大耙，正在拼命搂取地上的银元宝。[56]这幅画生动地刻画出以奕劻为代表的满洲亲贵大僚，贪婪成性，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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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贵族的腐朽，是清王朝百务废弛、病入膏肓的明显征兆。一个庞大的王朝，单凭外力的冲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崩溃的，更致命的还是内力的消耗。一旦它的统治者暮气弥笃，不思进取，进而蜕变为庸碌无能的社会赘疣，倾覆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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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三 诸制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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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以来，国势陵夷，政治隳坏，与皇族有关的制度无不废弛。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为教育制度，一为赡养制度，一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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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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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在位11年，去世时其子年甫6岁。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19岁即魂归西天，身后无嗣。光绪帝载湉以4岁入嗣大统，在位34年，亦无子嗣。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帝）3岁入宫即位，临御三载而逊位。这种情况，为咸丰朝以前所无。因此，从奕以降，宫廷上书房就学者均为皇亲国戚，而无当朝皇帝子孙。与此同时，上书房制度也趋松弛。尽管一些近支王公子弟仍早早进入书房，但读书时间短，天亮前便放学回家。光绪年间进士并任京官19年的何刚德曾记其闻见云：“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接着，何氏议论说：“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57]这时的上书房教育，几乎已是虚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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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宗室、觉罗子弟开设的宗学、觉罗学也只是惨淡经营。据乾隆年间定制，左右翼宗学共有130人。同治九年（1870），大理寺官员王榕吉奉命稽察左翼宗学，发现就读学生“始而有二十六七人”，“自后十三四人”，“又自后一二人”，已不成其为学校了。究其原因，宗室子弟废学多为贫困所累：“缘宗学肄业生定例每月给米三斗，纸笔墨按时给领，夏季给冰，冬季给炭，自经费不敷，月米裁减，又改为折色，向之领米三斗者，今领米不及二分，其他更无论焉，每月所领仅敷两日之食，欲责令常常入学读书作文，势必有所不能。”宗室之家旧有延师课读之习，但随着生计的普遍恶化，能延师者十之一，不能延师者十之九。[58]大批宗室子弟失学在家，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觉罗学除了遇到资金短绌的同样难题外，管理之松弛比宗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份匿名呈文检举称：副管并不入学，每月十一日到学一次，领放工费，并不再来；教习以应住学并不住学，每月二十三四日到学一次，将考勤簿全行画完，教习并不认得学生名字；大学生清汉书不会念，争来吃饭；学生清早到学并不念书，吵闹吃饭，饭后出学满街游逛或出城逛青，至晚回学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