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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贝勒曾是宗室贵族中惹起过轩然大波的著名人物。道光十九年（1839）因赴内城茶园登场唱曲，以致九城哄传。道光帝下令革去贝勒，重责40板，令闭门思过。逾年而卒。绮贝勒平日耽于游乐，不善理财，在被废黜爵位前，经济上已入不敷出，不得不出卖家产。在道光十六年的一件卖房契上，绮贝勒的墨迹仍宛然如昨：“立卖字人绮贝勒，今将自置新庄路南下处壹所，共计房壹百零玖间，情愿卖与贝勒名下为业。”昔日颐指气使的贵胄不得不弯下腰来写立“卖字”。何况落到这般田地的旧贵族也并非寥若晨星。震钧《天咫偶闻》卷三曾颇为感慨道：“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房。能依旧宇者，极少。”咸丰年间，衰朽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国帑空虚的沉重压力下，一度削减了百官公卿的俸银俸米。但招致贵族家境败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俸银俸米的削减，而是穷奢极欲的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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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道光十六年绮贝勒卖地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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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生计压力最大的当然是下层的宗室、觉罗，在失去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后，聊以为生的就只有养赡银米了。咸、同年间，宗室、觉罗人口虽在增长，国家的财政状况却明显恶化，发给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已成为宗室、觉罗中的普遍现象。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一份呈文说，宗室嘎尔萨“起自家寒”，“亦无产业”，一家4口全靠单份钱粮糊口，连妻子都难以赡养；宗室全和，父亲病故，留下嫡母、生母、胞姊、胞妹，亲丁7人，家无恒产，又无亲故帮助，他本人又因年幼不能领取正丁养赡银米，全家处于绝望境地。有些人在外面顶着四品宗室或格格、额驸的名号，炫煌于途，可在家中却“求其一饱而不可得”。[100]后来出任盛京将军和成都将军的岐元，小时因为家穷，又碍着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篮子卖萝卜”来补充生计。[101]镶红旗四品宗室永赉，本来家中贫寒，子女又相继病故，对生活完全绝望，于嘉庆二十五年自缢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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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最困难的还是寡妇孤女。镶红旗宗室妻刘佳氏，年方22岁，丈夫故去，遗下3女，亲丁4口，俱无养赡，并无产业，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白旗宗室德成之妾孟氏，自丈夫死后，原靠正妻勉强度日，不料杜氏又撒手尘寰，孟氏一下子落到“无糊口之资，亦无可继之人”的境地。[102]据统计，道光二十六年（1846），仅宗室46族1万余人中，孀妇即达1200人之多。[103]问题严重的程度不难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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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宗室走投无路，只好冒充民人，从事各种卑贱的营生。宗室松诚，在街头“摆小摊”度日。正蓝旗第四族闲散宗室凤仁，因家贫更名王二，外出佣工；镶红旗第四族闲散宗室魁中次女崇玉，因家贫冒名民女张桂子，到意大利人陆泥泥所开飞燕马车行内卖淫。[104]光、宣之际，这类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皇族的尊严犹如“天方夜谈”，穷人关心的只是如何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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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的贵族也开始品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原奉恩将军绵垒，多罗诚郡王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镇国将军永芹子，门第显赫。道光六年因故革退差使，竟至无法养赡。奉恩镇国公绵疆生前，家中财产由叔伯兄弟共管，病故后，袭爵的过继子又缘事革职，以至供应失时，绵疆遗孀等5人无赡养之资，濒于冻饿。贝勒诺尼，礼亲王代善曾孙，康熙四十四年（1705）去世时，将土地房屋分给8个儿子。嘉庆年间，长房、五房的土地已被典卖一空，三房的房地全无，情况较好的六房，也典卖或交出了大约80%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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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贵族世宦人家，外表虽然硬撑着富贵的空架子，实际上早就入不敷出，虚匮一空。夏仁虎《旧京琐记》讲过这样一个见闻：邻居某为满洲世爵，起居阔绰如府第制。某日偶在一家老米铺看到邻居家的大少爷。大少爷见米铺掌柜执礼若子侄，掌柜斥责他俨然一副尊长的样子。大少爷待掌柜数落完，才轻声哀求道：今日又有不得已的应酬，仍乞老叔帮忙。掌柜骂道：我哪里有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大少爷忙接一句：秋俸就要到了。掌柜的冷笑道：汝家一侯（侯爵）二佐（佐领），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也还不清欠我的债。大少爷窘迫欲泣。掌柜才慢慢地拣出一张四两的钱票扔给他，厉声训道：姑且拿去，知道你又要“演探母”（指逛窑子）了！大少爷感谢持去。像这样的贵族子弟，挥霍性成，即使家道中落，陋习难改。宗室盛昱曾用“愈穷愈奢，愈奢愈穷”8个字来形容他们。[105]贝勒奕绘在《两富翁》诗中，讲述过贵族子弟“穷奢”败家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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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拟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奇穷不可言。诸孙长纨绔，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时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huì，洗面）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106]（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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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贵族子弟，耐不得富又受不得穷，穷到没钱买米的地步，仍不惯以凉水洗面，而且抵御不住腐化生活的诱惑，不惜出卖老宅，广招优伶，结局是很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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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室成员尤其是中下层成员落到卖房典地、穷困潦倒的境地，除了习于挥霍、不事生产等自身原因外，与剥削的加剧，吏治的隳坏也有直接关系。乾、嘉年间，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乾隆年间，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00余家。宗室、觉罗养赡银米发放有时，一旦临时急用，往往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射利，嘉庆年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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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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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107]清制：放债1两，不准超过3分取利，但文字规定近乎具文。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能牟取暴利又不与法令明文相牴牾，往往强迫借钱人在契据上多写钱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惟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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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以旗人为盘剥对象，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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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从八旗官员，到米仓书役花户，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苛剥宗室、觉罗。镶红旗宗室希阐一支四房原有祖遗蓝甲20副，每副蓝甲应领银2两（扣除所谓“剪伤剪工”等项耗费，实领银1两8钱）。奉恩将军、头等侍卫兼宗室佐领近光自恃有权，于每月放银之际从中克扣，自光绪四年七月起扣至八年十月，共扣希阐蓝甲银324两3钱。与此同时，近光还扣除宗室文景、宗室妇吴佳氏、富察氏等人蓝甲银。[108]佐领是旗人的“父母官”，专主一方，有权有势，普通宗室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只好隐忍不发，以至流弊滋蔓，贪风日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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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仓书役花户勒索宗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治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件咨文称：正红旗下奉恩将军安禄持米票到富新仓领米，有本仓花户张五向他勒索钱文。他赴案呈告后，官府派衙役传唤张五。张五藏匿不出，还托他人传话：“要打米，每石按八吊合钱。”安禄无奈，只得再次“赴案喊告”。[109]一位堂堂的奉恩将军，却被米仓的花户捉弄得犹如“老鼠戏猫”，仓场中的黑暗内幕可想而知。不过，更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集体克扣的大案，道光八年镶黄旗宗室国霖赴衙门呈控富新仓花户曾八等人，自称：本年正月本佐领应关三色米549石，花户曾八因索讹钱文不遂，每佐领下硬给土米17石。有富、关两位参领见有土米不肯再领，曾八将参领请回“商量”，最后议定，每佐领下给曾八票钱8吊，另外每石米索要钱250文，抬斛等费60文。据国霖说，仅他所在佐领，就应给曾八钱180余吊，满洲85个佐领，曾八共索要钱11300余吊；管库领催海清阿等又每名索钱10文，共索要钱300余吊；各佐领为发放米石，只好陆续付给云。国霖气愤不过，先赴仓场衙门呈控，衙门官员并未穷办，而是行文镶黄旗询问“曾否行贿”，参、佐领等深知行贿干犯科条，按律当罪，均不敢承认，并命领米领催出具“并无行贿”甘结，欲行咨覆仓场衙门。这本来是官吏朋比为奸、贪赃分肥的陋规，行之既久，当事者早已见多不怪。国霖初任其事，不谙内中情弊，贸然捅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在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众供确凿（指“并无行贿”），势必将我参办，我实在情急，赴案呈告”云。[110]其时，八旗官员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中，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贪黩的官员们上下其手，侵渔苛剥。此种现象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水贼不过狗跑”。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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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宗室、觉烺领取米石不仅要受到上述种种额外的勒索，而且所领粮米质量很差，多杂土砂，不堪食用。[111]光绪二十五年四月，甚至因此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镶黄旗部分兵丁赴兴平仓领米，见质量太次拒绝领取。愤怒的兵丁先将副参领海顺、办米章京锺姓等人所坐车辆用砖石掷打；复至副都统芬某宅前，将门房窗户砸毁；最后蜂拥至庆王府前，众口一词，呈求王爷上仓看米。事件平息后，“为首滋事”兵丁均被严办。其中包括觉罗护军启荣，判近边充军罪，照例折圈禁2年6个月，圈满后加责40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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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旗内部形成的这种黑暗局面，加剧了宗室、觉罗子弟的贫困化。自甘堕落、违法乱纪、拦路抢劫、窝盗分赃、拐卖人口、吸毒贩毒、霸占官产民居，乃至自盗祖茔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镶蓝旗宗室奕烺，先后两次盗锯祖茔树木数十棵，卖给西直门外棺材铺。[112]宗室载仪等人的胆子更大，勾串坟奴李吉，将祖上多罗信郡王园寝宫门享殿木料砖石盗走，自家盖房使用。[113]有的宗室将祖房典当净尽，只好借房居住，进而恃强凌弱，霸占不还。咸丰初年，宗室溥秀斋因与金鱼胡同贤良寺住持熟识，无偿借得寺产房一所16间半。溥秀斋死后，其弟占住，“不但将謄〔腾〕房两字不提，并将余房招租”。贤良寺原系怡亲王胤祥府第，向为官产。僧众恐其租住匪类，滋生事端，连累庙宇，催促退房。该宗室却扬言：“地系官地，房系自盖。且官产当应官住，何敢催我腾房？！如再厌烦，定要约众平毁贤良〔寺〕，打散僧众。”寺僧畏威缄口。[114]正蓝旗宗室佐领赓瑞于咸丰八年七月初三日呈称：本月初一日在本佐领家内放制钱之时，有本佐领下四品宗室恒惠向领催宗续借钱。宗续答以无钱借给。恒惠因借贷不遂，即将应放众宗室等之制钱抢去4份，追赶无踪。[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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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层出不穷的，还是结伙抢劫民人。光绪六年（1880）二月初六日，通州民人曹尚志来京探友，行至打磨厂，突遇宗室祥铎、祥能纠率多人，将他勒逼上车，拉至祥铎家，私设公堂，用刑拷索，逼写“欠银”字据。同时又有宗室存子，勾串20多人将通州邓家窑民人刘文才、刘达父子捆绑至京，勒索银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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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宗室，自恃法律特权，庇佑盗匪，坐地分赃。宗室普云，外号“蒲包子”，在朝阳门外八里庄坟房居住，他把坟房当作贼窝，窝留盗贼多人，夜间出去偷窃，彼此分用赃物。普云叫同伙“放心”，扬言“官人不敢进我院内拿贼”。[117]盛京宗室得珍，绰号“狡嘴”，平日窝留马贼，并代为销卖盗赃，得钱分用，不计次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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