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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贵族世宦人家，外表虽然硬撑着富贵的空架子，实际上早就入不敷出，虚匮一空。夏仁虎《旧京琐记》讲过这样一个见闻：邻居某为满洲世爵，起居阔绰如府第制。某日偶在一家老米铺看到邻居家的大少爷。大少爷见米铺掌柜执礼若子侄，掌柜斥责他俨然一副尊长的样子。大少爷待掌柜数落完，才轻声哀求道：今日又有不得已的应酬，仍乞老叔帮忙。掌柜骂道：我哪里有钱去填这个无底洞？!大少爷忙接一句：秋俸就要到了。掌柜的冷笑道：汝家一侯（侯爵）二佐（佐领），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也还不清欠我的债。大少爷窘迫欲泣。掌柜才慢慢地拣出一张四两的钱票扔给他，厉声训道：姑且拿去，知道你又要“演探母”（指逛窑子）了！大少爷感谢持去。像这样的贵族子弟，挥霍性成，即使家道中落，陋习难改。宗室盛昱曾用“愈穷愈奢，愈奢愈穷”8个字来形容他们。[105]贝勒奕绘在《两富翁》诗中，讲述过贵族子弟“穷奢”败家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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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拟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奇穷不可言。诸孙长纨绔，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时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huì，洗面）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106]（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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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贵族子弟，耐不得富又受不得穷，穷到没钱买米的地步，仍不惯以凉水洗面，而且抵御不住腐化生活的诱惑，不惜出卖老宅，广招优伶，结局是很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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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宗室成员尤其是中下层成员落到卖房典地、穷困潦倒的境地，除了习于挥霍、不事生产等自身原因外，与剥削的加剧，吏治的隳坏也有直接关系。乾、嘉年间，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旗民地主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一人就有当铺75座。乾隆年间，奉天境内的当铺多达800余家。宗室、觉罗养赡银米发放有时，一旦临时急用，往往只能典当借贷，高利贷者乘机网罗射利，嘉庆年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描写北京城内放高利贷的情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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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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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末附注云：“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107]清制：放债1两，不准超过3分取利，但文字规定近乎具文。北京城内麇集的高利贷商以晋人居多，为了能牟取暴利又不与法令明文相牴牾，往往强迫借钱人在契据上多写钱数，后者在饮鸩止渴之余惟有忍气吞声，任由债权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旗人尤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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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山东人开办的老米碓房，不但经营碓米，且兼放高利贷，以旗人为盘剥对象，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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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从八旗官员，到米仓书役花户，开始肆无忌惮地勒索、苛剥宗室、觉罗。镶红旗宗室希阐一支四房原有祖遗蓝甲20副，每副蓝甲应领银2两（扣除所谓“剪伤剪工”等项耗费，实领银1两8钱）。奉恩将军、头等侍卫兼宗室佐领近光自恃有权，于每月放银之际从中克扣，自光绪四年七月起扣至八年十月，共扣希阐蓝甲银324两3钱。与此同时，近光还扣除宗室文景、宗室妇吴佳氏、富察氏等人蓝甲银。[108]佐领是旗人的“父母官”，专主一方，有权有势，普通宗室明知银数不足，多数只好隐忍不发，以至流弊滋蔓，贪风日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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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仓书役花户勒索宗室的事也时有发生。同治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的一件咨文称：正红旗下奉恩将军安禄持米票到富新仓领米，有本仓花户张五向他勒索钱文。他赴案呈告后，官府派衙役传唤张五。张五藏匿不出，还托他人传话：“要打米，每石按八吊合钱。”安禄无奈，只得再次“赴案喊告”。[109]一位堂堂的奉恩将军，却被米仓的花户捉弄得犹如“老鼠戏猫”，仓场中的黑暗内幕可想而知。不过，更为触目惊心的还是集体克扣的大案，道光八年镶黄旗宗室国霖赴衙门呈控富新仓花户曾八等人，自称：本年正月本佐领应关三色米549石，花户曾八因索讹钱文不遂，每佐领下硬给土米17石。有富、关两位参领见有土米不肯再领，曾八将参领请回“商量”，最后议定，每佐领下给曾八票钱8吊，另外每石米索要钱250文，抬斛等费60文。据国霖说，仅他所在佐领，就应给曾八钱180余吊，满洲85个佐领，曾八共索要钱11300余吊；管库领催海清阿等又每名索钱10文，共索要钱300余吊；各佐领为发放米石，只好陆续付给云。国霖气愤不过，先赴仓场衙门呈控，衙门官员并未穷办，而是行文镶黄旗询问“曾否行贿”，参、佐领等深知行贿干犯科条，按律当罪，均不敢承认，并命领米领催出具“并无行贿”甘结，欲行咨覆仓场衙门。这本来是官吏朋比为奸、贪赃分肥的陋规，行之既久，当事者早已见多不怪。国霖初任其事，不谙内中情弊，贸然捅出，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在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众供确凿（指“并无行贿”），势必将我参办，我实在情急，赴案呈告”云。[110]其时，八旗官员自都统而下，参领、佐领、领催中，清廉自持的凤毛麟角，贪黩的官员们上下其手，侵渔苛剥。此种现象在旗人中叫作“上和下睦”，“你吃肉我喝汤”，“谁也不能掐谁的咽喉”，“水贼不过狗跑”。无非上下分肥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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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宗室、觉烺领取米石不仅要受到上述种种额外的勒索，而且所领粮米质量很差，多杂土砂，不堪食用。[111]光绪二十五年四月，甚至因此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镶黄旗部分兵丁赴兴平仓领米，见质量太次拒绝领取。愤怒的兵丁先将副参领海顺、办米章京锺姓等人所坐车辆用砖石掷打；复至副都统芬某宅前，将门房窗户砸毁；最后蜂拥至庆王府前，众口一词，呈求王爷上仓看米。事件平息后，“为首滋事”兵丁均被严办。其中包括觉罗护军启荣，判近边充军罪，照例折圈禁2年6个月，圈满后加责40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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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旗内部形成的这种黑暗局面，加剧了宗室、觉罗子弟的贫困化。自甘堕落、违法乱纪、拦路抢劫、窝盗分赃、拐卖人口、吸毒贩毒、霸占官产民居，乃至自盗祖茔等丑恶现象有增无减。镶蓝旗宗室奕烺，先后两次盗锯祖茔树木数十棵，卖给西直门外棺材铺。[112]宗室载仪等人的胆子更大，勾串坟奴李吉，将祖上多罗信郡王园寝宫门享殿木料砖石盗走，自家盖房使用。[113]有的宗室将祖房典当净尽，只好借房居住，进而恃强凌弱，霸占不还。咸丰初年，宗室溥秀斋因与金鱼胡同贤良寺住持熟识，无偿借得寺产房一所16间半。溥秀斋死后，其弟占住，“不但将謄〔腾〕房两字不提，并将余房招租”。贤良寺原系怡亲王胤祥府第，向为官产。僧众恐其租住匪类，滋生事端，连累庙宇，催促退房。该宗室却扬言：“地系官地，房系自盖。且官产当应官住，何敢催我腾房？！如再厌烦，定要约众平毁贤良〔寺〕，打散僧众。”寺僧畏威缄口。[114]正蓝旗宗室佐领赓瑞于咸丰八年七月初三日呈称：本月初一日在本佐领家内放制钱之时，有本佐领下四品宗室恒惠向领催宗续借钱。宗续答以无钱借给。恒惠因借贷不遂，即将应放众宗室等之制钱抢去4份，追赶无踪。[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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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层出不穷的，还是结伙抢劫民人。光绪六年（1880）二月初六日，通州民人曹尚志来京探友，行至打磨厂，突遇宗室祥铎、祥能纠率多人，将他勒逼上车，拉至祥铎家，私设公堂，用刑拷索，逼写“欠银”字据。同时又有宗室存子，勾串20多人将通州邓家窑民人刘文才、刘达父子捆绑至京，勒索银两。[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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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宗室，自恃法律特权，庇佑盗匪，坐地分赃。宗室普云，外号“蒲包子”，在朝阳门外八里庄坟房居住，他把坟房当作贼窝，窝留盗贼多人，夜间出去偷窃，彼此分用赃物。普云叫同伙“放心”，扬言“官人不敢进我院内拿贼”。[117]盛京宗室得珍，绰号“狡嘴”，平日窝留马贼，并代为销卖盗赃，得钱分用，不计次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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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奸犯科的案件中，甚至有一些有爵位宗室。如借债不返利息，打死债主的镶蓝旗宗室兴达，是个奉恩将军。又如镶红旗三等辅国将军春廷，不顾廉耻，偷窃他人骡车，私出京师，先后在天津、武清等地，卖车宿娼。[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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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清朝末叶宗室、觉罗的犯罪率在大幅度攀升。宗室奕赓颇有感触地写道：“近日之宗室人数众多，十倍于前。……然不肖者亦以今日为多，日逐下流，不知自爱，屡犯王章，不知自改。”[120]宗室毓盈进而指出：“公以下所入不足温饱，率昵近匪人，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自好者，亦只安分耐贫而已。”[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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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是宗室、觉罗整体生活的每况愈下，再一个是他们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的特权。习俗的倨傲，加之贫穷的驱迫，使越来越多的宗室、觉罗走上犯罪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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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宗实录》卷46，第25页下，第27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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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昭梿：《啸亭杂录》卷6，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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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昭梿：《啸亭杂录》卷3，第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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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书筠：《清宫演戏二三事》，载《故宫新语》，上海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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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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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伯元：《南亭笔记》卷1，第5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