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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诸王中，奕论见识才干当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奕仓皇逃往热河。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奕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识到对西方诸国已不能以古之夷狄对待，应该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将国内种种乱象视为“心腹之害”，将列强入侵称为“肘腋之忧”，显而易见，是把“安内”作为当务之急。在他的建议下，于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7]新机构由奕主持。为培训青年人做翻译，又设立同文馆。在以后40年中，总理衙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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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奕提出“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强的目的是御侮，自强的条件是先平内患，“内患除则外侮泯”；自强的入手点是军事近代化，“必先练兵”。[8]他的建策获得批准，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以“自强”为中心口号的洋务运动的历史新时期。奕从此成为清廷中洋务派的总代表。[9]奕通过英法联军之役，真正认识到清朝军队因落后腐败而一败涂地的严酷现实，这是他能够放弃“天朝上国”及“华夷观”等传统政治思想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前提。至少在宗室王公中，他的观念是开风气之先的。以后，在推进近代化建设中，奕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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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奕总揽军、政、外交大权于一身。赏食亲王双俸，亲王爵“世袭罔替”。宠荣权势达于极盛。然而，“垂帘”之后，始终受制于慈禧，应是他始料所未及的。慈禧太后驾驭人的手段，的确非同寻常。当她需要利用奕时，就将其女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侍遇；其子载澂，特封贝勒加郡王衔，以示笼络。迨奕主持枢廷，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回各军，于清朝功劳很大，此时慈禧对他开始疑忌，严加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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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欲轻言战”，引起朝臣交章弹劾。适值清朝军队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的罪名，罢黜奕军机大权，停亲王双俸，命其“家居养疾”。[10]奕被当作战败的替罪羊抛出，从此在家赋闲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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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严峻的局势下，奕被重新起用。但此时的他身老衰病，谨小慎微，在政治上已难有什么作为了。四年后奕病殁，享年67岁。赐谥曰“恭”。以次子载滢之子溥伟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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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光绪初年奕失宠后，在朝中长期秉持枢要的宗室王公就要数父子两代醇亲王了。第一代醇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旻宁死后，由奕的哥哥奕继位，帝号咸丰。在其兄咸丰帝在位的11年间，除了他10岁时因咸丰帝登极而按例封为醇郡王之外，没有得到过什么“恩典”。只是在其侄载淳即位后，他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等要职，地位骤然尊显。这主要得益于他与慈禧太后的至亲关系。慈禧太后的妹妹是奕的正福晋（嫡夫人）。由于这层关系，在咸丰末年的皇族内部权力之争中，奕站到了慈禧一边。当肃顺送咸丰梓宫还京途中，正是奕将他亲手拿下。这一年，奕仅21岁，拿肃顺这件事成为他飞黄腾达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奕又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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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恭亲王园寝图》（光绪《昌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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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恭亲王园寝牌楼（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麻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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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近支子弟，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多。康熙帝有35男，20女，乾隆帝有17男，10女。到了咸丰帝就只有1男1女了。此后，同、光、宣三朝，50年间，宫中不闻儿啼，当时称为“国统三绝”。同治帝在位13年病死，因无子嗣，按照祖制，应从近支晚辈（即溥字辈）中选立皇太子。如果是这样的活，奕的子孙可能性较大，但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也不能“垂帘听政”了。因此，她未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即奕的次子入继，并承袭帝位，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不独出乎王公大臣意料，奕骤闻之下竟吓得魂不附体、昏迷倒地，不能起立。也就是他在给太后的奏疏中所自陈的：“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11]慈禧太后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却决不能让它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选立载湉嗣位，使慈禧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奕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是不会失态到如此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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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新觉罗家族史上看，弟继兄位，只能从遥远的部落时代找到某些先例。但是自开国以来，这种古老的传统早已绝迹。当时有位叫吴可读的御史，曾以“尸谏”的极端形式为同治帝争嗣，也没有改变慈禧太后的主见。她对着跪请“立嗣”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俩（两太后）已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12]于是众人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全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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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奕事奉慈禧太后更加兢兢业业，态度也更加诚惶诚恐。一方面是太后屡赐恩荣，另一方面是奕屡次辞谢。光绪帝即位，他就辞掉一切官职。“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以后几年里，他的惟一差使就是照料小皇帝读书。然而，慈禧太后希望利用他来削弱奕的权力。光绪十年（1884）罢去奕军机大臣后，慈禧太后命，今后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13]这意味着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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