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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各王府虽然已失去往昔的威风和阔绰，但毕竟“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因此，一些穷困潦倒的亲戚族人纷纷找上门来，“打秋风”，求救济。醇王府就收到不少这类信函。有的来信自述家中“典质一空，告贷无门，窘迫之情，不堪言状”；有的哀鸣：“时值天寒，尚无棉衣，合家嗷嗷待哺，实无一线生路。”诉苦之后总是转入正题，或请“格外恩施，以救活命”，或请“为儿辈觅一啖饭之所，以济涸辙，俾数口之家，以免冻馁之忧”。[2]需要救济者不可胜数，无论宣统小朝廷，还是宗室王公，即便有心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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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由48名宗室王公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宗族生计维持会”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持皇族现状，筹划将来之生计，及增进自治能力；凡皇族男子年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为会员。维持会请求将东陵、避暑山庄一部荒地拨给皇族，作为谋生手段，以后又在载涛倡议下，利用东陵地亩的租金，试办教养工厂一处，以为无业宗族养生之备，使皇族贫寒子弟学习工艺，自谋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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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集办厂资金，宗人府曾展开募捐活动。募捐启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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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思天有好生之德，普施万物，人有当尽之义，惠及宗亲，此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兹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闻目睹，情实堪怜。虽经前守护大臣奏明，先后拨交本府养赡无业宗族地亩一款，宗支繁衍势难普及。初拟发交各族按户分放，奈何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左右思维，惟有以此款设立工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庶几款不虚糜，咸沾利益。……此系公益之举。伏望仁慈善士量力资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是皆出自诸公之所赐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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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公启发出后，一些宗室王公、民国政要、社会名流，纷纷解囊相助。其中如庆亲王捐钞200元，礼亲王捐钞100元，醇亲王捐钞300元，顺承郡王仅捐票洋15元，似乎已囊中羞涩。其他如洵贝勒、载泽、溥坪、溥培等宗亲各捐款不等。蒙古喀尔喀那亲王、阿亲王、贡亲王也积极认捐。有趣的是，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宗室王公，而是民国的新贵，如黎元洪捐京钞1000元，冯国璋捐中钞500元，熊希龄捐现洋200元。这些民国新贵原本是清朝旧臣，与宗室贵族藕断丝连。他们大权在握，财源滚滚，不能不令家境开始破落的宗室贵族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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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筹备，宗人府教养工厂于民国8年（1919）5月正式开办。工厂专收无业宗室，先收100名，凡宗室年龄在10岁以上，1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持各族图片证明，都可入厂。工厂分地毯科、织工科、木科、席科、筐科。生徒半工半读，除做工外，还学习国文、习字、算学、图画、体操、唱歌、音乐等课程。工徒全部住宿，每日两餐，每人布衣一件。准备培训3年后，使生徒掌握一技之长，听其自谋生计。但当时就业极难。3年后，宗人府又克服种种困难，于北京东安门内骑河楼东口创设了第二工厂。工厂生徒暂定50名，将来再为推广。[4]两厂为了打开产品销路，多种途径创收，还四处张贴传单，大事宣传。从传单中，可以大略了解工厂创立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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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现在您知道宗人府创立了第二工厂吗？自从第一工厂创立以来，如今才是三年，里头一切成绩如何，不必再细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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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二工厂又发现，一切内容的完备，您听我说一说：“第一样，工徒守规则，所以各科全都发达啦。”例如织科——如毛巾，袜子，钱袋子……全都是本国材料，精益求精的。石印科——如广告，传单，西式名片，书籍，簿册……用的全是上等材料，其余还有什么各种的化装（妆）品，真是没有一样不完备的。还有一样可一称破天荒的事情，就是——本工厂附设的中西音乐会聘请侗将军充中乐会长，法人何图先生充西乐会长。作乐的好坏，如果要是有喜、寿、结婚……等事约〔请〕，就可知道如何了。本工厂有售品，所卖的东西全都是取“物美价廉”的主意。想现在正当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时代，爱买国货的先生们全都快要来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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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溥侗题《国剧画报》书影（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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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是用通俗白话写成的，这应该也是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运动的影响。传单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工厂的影响。传单中提到的中乐会长侗将军即京城内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是清道光帝旻宁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一说为辅国将军），故有“侗将军”之谓。他雅好戏曲，颇有造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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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创办教养工厂，使一些皇族子弟学得一技之长，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这对改变皇族子弟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宣传意义。但是，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众多贵族子孙日益破落贫困的趋势。最后，连教养工厂本身也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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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救团体解体的原因大致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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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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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盈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6]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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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棨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7]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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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警察占3%，其余各类人员占12%。[8]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宗室、觉罗子弟。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9]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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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170617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