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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长期办理外交，与诸列强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经验。《绍英日记》辛丑年（1901）七月十一日记：“同文济苍、瑞莘儒至庆邸……王云：我调你们三位，帮同办理警务事宜，公事应以中国成法为主，其日本之警务章程，有可采者，亦应择善而从。我约川岛（川岛浪速）专办巡捕学堂，并拟选官学生之心术纯正者赴日本警务学堂学习警务，学成时可充教习之选。”奕劻对警务处的职守做了详细交代，并称，“我已与小村使臣言定，约川岛办学堂事，不约进署办事，缘日本人进署办事，各国必均欲出而干预，彼时再辞川岛，反觉无味，有伤两国国体”。以往研究中国警政创始，主要谈及肃亲王善耆和日人川岛浪速二人，绍英日记，则说明庆王在筹办警政之初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如何借助日人帮助又不致引起其他诸强干涉，有过缜密思考。实际情况是，在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中，奕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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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奕劻身为满洲亲贵，但在倾覆清王朝这一点上，却起到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溥仪即位初，袁世凯因奕劻等人力保，才免于一死，后来重新出山，最终导演出一幕逼宫剧。袁世凯复出后，以南方的革命形势恐吓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在第一次会议上，奕劻即表示赞成退位，因受到其他满洲亲贵围攻，第二天会议，不再出席。他的政治态度，与其他满洲亲贵如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所以在清朝亡后，奕劻被满洲亲贵认为是出卖了祖宗家业的罪魁，受尽诟骂。他很快避居天津，与此不无关系。对此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他执意给奕劻恶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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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的上述行为，固然有他的私利在，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行为顺应了大势所趋，有利于避免因率意开战导致的大流血，两千年帝制也因此终结。可见，庆王奕劻的一生虽蒙种种尘垢，也自有其闪光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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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生子6人，其中三、四、六子早殁。长子载振，系大侧福晋所生。二子载、载抡，均为四福晋刘佳氏生。此外，还生有格格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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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凭借父亲的权势，14岁就赏给头品顶戴，19岁封二等镇国将军；辛丑和约后，赏加贝子衔。曾作为清朝专使出访英、法、美、日诸国，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都统、商部尚书、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要职，后被参辞职。可笑的是，载振在清朝没有晋封王位，却在奕劻病故的同年3月，由大总统黎元洪代替清室下令被封为庆亲王，命令中竟有“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世袭罔替”之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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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劻死后，载振同弟载（曾封镇国将军）、载抡（曾受领头品顶戴）分家，将庆王府一分为三。民国12年一场火灾，将载住的一部分全部烧毁。载、载抡先后迁居天津。民国13年（1924）载振也感到时局动荡，便花了十几万元，在天津英租界内买了一所楼房，原是太监“小德张”的产业，作为天津的庆王府。载振弟兄三人迁居天津后，北京的庆王府只留下一部分老佣人看房。民国17年（1928）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设司令部于王府内，走时将家具物品携带一空。1940年前后，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得伪币约45万元，三房平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庆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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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三兄弟中，载最善挥霍。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一二所房子。天津的英商跑马场及各赌博场，是他经常光顾的场所。一次，买到跑马场的香槟票，他向友人表示，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赢了。他除了用赢的钱外，又添加一笔钱，修成一段柏油路。这事曾轰传一时，他也很自鸣得意。由于大肆挥霍，没有几年光景，就把分得的财产花光，且债台高筑。民国24年（1935），落魄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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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抡自民国十二三年后，长期住居天津租界，过着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四十年代末，携妾往香港，不久金尽囊空，带病返津，于1950年死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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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振政治经验丰富，曾竭力拉拢各个时期的政界要人，又长期住居外国租界，以避免政治风涛的冲击。载振在经营上也较有头脑。除坐食巨额存款利息外，开始投资商业。在天津独办“龙泉澡堂”，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也是他兴办的。[41]民国17年（1928），投资20余万元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载振名为股东，实际上从不过问经营，只是按期取利。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利息没有保障。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公司由其子管理，业务一落千丈，负债累累。载振股金也折价抵债。同时，银行存款也一折再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逐渐拮据，仍要支撑王府的架子，只好不断把古玩玉器陆续变卖。奢侈成习的载振不免愁急肝火，终于民国37年（1948）病故。此后，天津的“庆王府”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溥锺、溥锐、溥铨，当地居民称为“锺锐铨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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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两个儿子处境最差。长子溥钧、次子溥铭，从小娇生惯养，在父亲影响下，一样抽大烟、赌博，好逸恶劳。家产荡尽后，溥钧卖过报纸，溥铭则以捡破烂为生。有时穷窘难耐，只好向叔伯哥哥溥锺（金伯琴）要点钱。屡屡登门，遭人冷落，以至被拒门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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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府——恭亲王奕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数主军机，参与枢要。病故后，由长子载澂的嗣子溥伟承袭王爵。光、宣之际，溥伟因受到醇亲王一系的疑忌，未能跻身于权力中枢，但继承了奕的庞大家业，仍安享荣华。王府所入，除俸银、俸米外，主要依靠地租收入。据其后人估计，地产有近万顷之多，每年地租约有银洋2万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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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以后，当局成立了“官产清理处”，专门清理旗地，包括王公贵族的领地。当时，军阀混战，势力范围变动无常。张作霖在北京做大元帅时，“官产清理处”自然归入张的势力。可是当他退归关外（所谓“回奉”），官产清理处便同时收摊。这一时期清理出的款项也被席卷而去。军阀走马灯式的轮换几回，官产也就清理完毕，恭王府的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地租收入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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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年（1914），恭亲王溥伟避居青岛德租界，收入锐减，仍旧挥霍无度。家中仆役成群，外出时前呼后拥。一切吃喝日用均从北京采买，鸡鸭鱼肉和咸菜只要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不一而足。此外，每月开支三五千元，有时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只好把地租收入分为两份，留给北京家人一份，青岛一份，王府管事人等也分作两拨，依旧费用不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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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伟过着挥金如土的贵族生活，并为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20年代将恭王府蓝图作抵押，向西什库天主教堂借用了大洋3.5万元，从此在高利贷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到30年代，原押款再加上历年利息，债务已达到28万元。结果将恭王府分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用于给教堂抵债，后花园的房产权留归溥伟两弟所有。可是，由于整个王府的土地已为教堂所有，后花园的房屋实际上成为教堂的囊中之物。最后，后花园也被卖掉。这时，恭王府改成教会办的辅仁大学。溥伟两弟卖后花园得了15万元，存在银行中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随用随支，不消数年便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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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伟的下场最可悲。他先跑到青岛想投靠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迁大连，与日本人建立了联系。他在穷困潦倒中仍对“亡国”一事耿耿于怀，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占领了奉天、吉林等地。溥伟企图借助侵略者枪炮，实现其复辟当皇帝的梦想，为此特地跑到沈阳祭陵。不过当时日本正在扶植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认为溥伟祭陵行为“与日本有相矛盾的地方”，令他立即终止祭陵活动，将他赶回大连。溥仪对他也不放心，始终没有给一个职位，连零钱也不肯接济。后来，溥伟贫困至极，死在长春新华旅社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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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府——清季醇亲王一系“两度潜龙，一朝摄政”，声势之隆，非其他诸王所能攀比。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即宣武门内太平湖旧府和什刹海后海北岸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辛亥革命后，醇亲王继续从逊帝溥仪的小朝廷支取42484两的“岁费”，这种殊遇，直到民国13年（1924）溥仪出宫才停止。17年（1928），载沣担心北京战乱，携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溥仪别宅内。直到民国28年（1939）天津水灾，又返回北京什刹海的王府居住。载沣对家务一向不屑一顾，听任府中管事蒙混舞弊，专靠当卖祖业过着坐食山空的生活。[45]加上开支庞大，家境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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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0年（1931），载沣的儿媳唐怡莹（溥杰之前妻）倚仗浙江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等人撑腰，乘载沣在外之际，将府中珍玩宝器大批用卡车运走。载沣接到急报，因无法制服唐怡莹，便想出挟洋人以自重的“妙计”。于是与日本商人原田梁二郎商妥，扬言王府早已抵押与日本商人。原田面见唐怡莹，阻止了她继续窃运。载沣自以为得计，以后雇用日本浪人持原武夫为保镖。持原为了邀功，又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抢夺太平湖的旧醇王府。该府因为是光绪帝潜邸，早在光绪十四年已由第一代醇亲王奕愷缴还给清廷，辛亥革命后，该府即成为民国大学。后因日寇侵略华北，该校师生南迁避难，民国大学名存实亡。本来该府早与醇王府无关，持原却挟日寇势力，硬将旧府作为醇王府私产，由载沣出售得价20余万元，存银行吃利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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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一家得了这笔不义之财，也没有能摆脱颓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十一战区占用了北府的一半，载沣为了维持残局，将王府的另一半开办了“竞业小学”，共有学生五个班，由第四子溥任（金友之）当校长。其时，“王府已破烂不堪，只剩下空架子，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古董字画、房产园林，典的典，卖的卖”。[47]昔日王府盛况，犹如镜花水月，早已消散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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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亲王载沣的两个兄弟载洵、载涛，也有同样的经历。光绪年间，载洵过继给瑞郡王奕，承袭贝勒，载涛过继给锺郡王奕诒，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况载沣摄政时，又以载洵管海军，载涛总参谋（军谘府）及禁卫军。载洵、载涛显爵高位，除领取俸银、俸米外，还有大笔地租收入。待清帝逊位，冰山消逝，他们的家境亦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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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过继给锺王奕诒后，即居其后海府第，以后习称“涛贝勒府”。辛亥革命后，主要经济来源逐渐枯竭。用他的话来说，从1913年到1925年，其间约有五六年光景，是由清室优待费补助家庭生活的。自优待费停发后，生计就开始拮据。既乏谋生的技能，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日子越过越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卖府第。民国14年（1925），旧涛贝勒府以16万元的租金租给了天主教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载涛随即购置宽街附近的山老胡同二号房院，加上修缮费，约用去8万元。其余的钱留作生活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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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载涛同他的5个儿子、儿媳及孙儿女生活在一起，加上保姆、管家、仆役，全家近30口人。维持这一大家人口的生计，对早已断绝了俸禄，又无任何进项的载涛来说，艰窘可知。不几年，这笔有数的钱又花光了，抗战后期，载涛陆续将山老胡同的一部分房子出租，全家以房租为主要经济来源。40年代末，北京城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载涛一家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他只好搜罗家中什物，到德胜门外的小市摆地摊卖“破烂”。“皇帝的叔父卖破烂”一时成了街头巷尾的新闻。后来，他以“出卖衣服物品作小本经营，亦因赔累，生活无法维持”，被迫将山老胡同二号房产出卖。载涛则携家住进了西扬威胡同戊六号——自己原来的马厩，并略加修缮。从此，开始了平民式的生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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