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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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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20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啪啪、啪啪”的好像爆竹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了两枪也倒下去了。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倒在地。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扶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扶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扶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蹿出来,原来凶手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相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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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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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何香凝回忆调查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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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豆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作。”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财”,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这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必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11次之多,每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开会所谈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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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堂”,专门做聚会的地方,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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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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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案的发生,使蒋介石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倒了许崇智。同样,汪精卫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赶走了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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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特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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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蒋介石首先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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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廖案疑犯林直勉、张国桢(10月5日枪决)、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招桂章(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梁士铎(第一警备司令)、杨锦龙(旅长)被捕,发现香港英政府颠覆国民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的阴谋。主要罪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在通缉令发出之前,都已逃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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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胡汉民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对廖仲恺,并与主谋有通谋嫌疑,被蒋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数年之后,胡汉民在《自传续篇》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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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来后,将我带到介石那里去住。我无处安身,自然随了他去。介石与仲恺比邻而居,我到了介石那里,又转送到黄埔,介石来应酬一会,就走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璧君她大着肚子,往来奔走,在黄埔又陪了我两天。第三天,我过意不去,而且她快要生产了,力劝她回去,临走她说:“胡先生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一封信给汪精卫,我给你带去。”我就写了一封信,原文我记不得了。大意是:“关于办理仲恺案我虽未能与闻,惟兄等主持此案,不当枉法,亦不宜循情,务须概据事实,以求真相。弟与兄永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洪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仿如隔世矣。”这信带去后,精卫给我一封回信,这信太奇妙,大意是:“昨开中央政治会议,读遗嘱时,不觉泪下,兄与兄个人事,有何意见,仍乞指示。”中央政治会议,本来我是主席,精卫读遗嘱时,不觉泪下,不知道是为我的不能主席,身为“阶下囚”而泪下呢?还是因为遗嘱中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话,而一般同志竟主张反共,闹出这样的风波,便不觉泪下呢,这是我至今不愿求其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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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胡汉民以养病为由得到释放,13日汪精卫到颐养院看望了胡汉民,叫胡辞职离粤。半个月后,胡汉民以“出使苏俄”为名,从黄埔港登上苏俄“蒙古”号轮船,灰溜溜地被驱逐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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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那边整走了胡汉民,而蒋介石这边在整许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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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通过廖案,大做文章,调查了他的上司许崇智许多不法行为,以涉嫌廖案驱逐出广东,并改编了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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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派陈铭枢当晚送许乘轮赴沪。国民政府命谭延闿署理军政部长,由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办理该军总司令部收束事宜,其部属统为蒋介石处理,同时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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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第二次东征计划。同日,国民党中执会任命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一师党代表,蒋介石取代了许崇智,一跃为第二次东征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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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一石击三鸟。右派暗杀了廖仲恺,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工农群众的损失。但国民党右派集团受到了学生的打击,许多右派头子无法再在广州立足,而收获最大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都是有资格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如今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及其右派势力被驱逐出广东,最后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稳坐国民党最高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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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以及蒋介石本人在事前所不及料到的。首先,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蒋介石以后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次,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地位,造成了极好的形势。整倒了许崇智,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指挥,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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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师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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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5年10月6日下午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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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东征军出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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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阳光明媚,军旗猎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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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大操场上集合着待命出征的学生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英姿勃发,等待着总指挥蒋介石的出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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