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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监察委员12人中，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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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大获全胜，他不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且在二届一中执委会上当选为9名常委之一。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上层决策机构，以前他主要担任军职，在党政方面没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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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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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法楚伧、邵元冲3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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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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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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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任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在选举上，向右派做了极大的让步。结果在36个执委中，共产党比原来的计划少了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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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打击右派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监委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由于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常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形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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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会上伪装进步，大大地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埋下了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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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底气充足了，他依靠汪精卫的帮助，进入高层决策机构，那么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向汪精卫开刀，反对共产党，夺取最高权力，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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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民党二大为起点，蒋介石开始向右转，成为顽固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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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中山舰”事件，问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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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为了问鼎最高权力，不久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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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他的一个亲信——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中共党员），令他将中山舰调至黄埔港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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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龙不知是计，收到命令后遂用笺纸写了两命令：一令交给宝璧舰舰长，一令交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相。命令略云：“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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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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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即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时所驻守的那艘“永丰舰”，也是当时广东最大、最新型的兵舰；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为纪念他，乃改名为“中山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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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的行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这时却覆手为雨地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是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加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19日夜里3时（即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部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战地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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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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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却向军事委员会做了个冠冕堂皇的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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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停泊校前，于十九日晚之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另派海军学校前副校长欧阳格暂行代理舰上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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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精卫身体不适，在家养病。这天早晨，陈公博先赴汪精卫处，报告了事变情况。以后谭延闿、朱培德拿了蒋介石的一封信来汪家中，信中曰：共产党阴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事后通报，请求汪主席谅解。汪精卫看后大怒，无比激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的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并立即要和谭、朱到蒋介石处，质问蒋是何居心。夫人陈璧君急忙劝阻：“你身体有病，是不能去的。”汪精卫愤然地说：“好！你们先去，看他如何说法，我在党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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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召来，意在与他们商量反击蒋介石的方法。汪精卫要他们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这些人虽与蒋介石有水火不容的矛盾，但他们暗自权衡利弊：如得罪了后者，于己不利。于是，他们不吭一声，保持沉默，汪精卫未能如愿以偿。而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没有组织华侨委员会任何形式的反击，汪精卫对此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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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气愤地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一段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置理。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望汪精卫。汪精卫怒火中烧。事后蒋在日记中说：“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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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蒋介石也到会。汪精卫在发言中指桑骂槐地说道：军事当局非奉党的政治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息”；“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3月23日汪精卫声称“病了”，要到外地就医。25日汪精卫又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汪的“行踪不可得”。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实际上汪精卫一直躲在广州观察事态发展，如果苏联顾问和中共方面反击，压倒蒋介石，则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乘机再起，“收拾残局”。但事实上使汪精卫大失所望，苏联顾问与陈独秀对蒋介石步步退让，局势无法挽回，而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自请处分的呈状以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心照不宣，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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