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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有形势就有变化，你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是不是该刹车了。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我只是个建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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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姐的一席话，确实对蒋介石发生了作用。2月初，又在庐山举行会议，由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从中调停，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并放弃了驱逐鲍罗廷的主张。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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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为什么改变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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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的缓兵之计。因为，与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决裂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蒋介石于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在南昌先后两次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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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地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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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日—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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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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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决议为了限制独裁，提高民主，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限制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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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各中央机关。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9人为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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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委兼任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6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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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了中央各部部长：组织部长汪精卫（暂由吴玉章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王法勤，妇女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长彭泽民，青年部长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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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蒋介石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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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汪精卫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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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蒋介石失去了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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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的是《统一革命势力案》，蒋更是反对有加。现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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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讨论一般的合作方法，特别是以下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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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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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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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负担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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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法使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机关报，关于两党相互之批评与记载，不违背合作之精神，两党联席会议代表五人，即以中共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五部长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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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即派代表三人参加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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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大大削弱了总司令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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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的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各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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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议，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而且《对全体赏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着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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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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