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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谭人凤到了日本，在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开口便说同盟会组织涣散，等于名存实亡。孙问你有什么建议？谭人凤说必须改良会务，不改革会务，内部思想更乱。孙中山点点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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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是由几个明显的带有地域色彩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团体成员结合组成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总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仍将工作重心放到南方几个省、市，比如广东、广西、云南省的起义上，无暇北方，引起内部会员议论。他们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自己的家乡，对于长江流域的各省起义一点儿也不关心，华侨们捐的钱都砸在广东省去了，北方的起义别想得到支持。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家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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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人进行了还击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总理筹，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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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纲领，认为：“在边地发动为下策；在长江流域发动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发动为上策。”有人归纳说：“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取中策为好。”于是，便有了组织中部同盟会的主张，坚持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事实这个对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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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会后不几天，谭人凤便沿江乘船东下上海，与陈其美等人商议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宜，得到陈其美有力支持：我早有此看法。此事不宜再推！马上开会，马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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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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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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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历史上的转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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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范光启、姚勇忱、吕志伊、章梓等29人集会在此，宣布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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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举手，选举了中部总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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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其他各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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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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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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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等社会选举、会籍、纠察、赏恤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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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谱笙为会计，管理财务收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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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和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宣言》和《章程》表达了对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意思。《宣言》批评同盟会“有共同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唯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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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还强调：在组织上，中部同盟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在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救偏毗、防专制”。各团体对于总部，必须“同心同德、共造时机”，不可有“省界情感”之宿见，“举义”必须“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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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总理之职，暂不设置，“留以待贤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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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计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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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宣布自己的宗旨是：“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发展对象为同盟会会员。它还强调指出：“会员皆一律平等。”会员在法律范围内，“操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会员得按法律“陈请保护利益，及陈诉冤案”，“有选举、被选举之权”。会员须“保守本会一切秘密”，“不得入反对本会主义之他团体”，有“纳捐项、出劳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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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中部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推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得知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黄兴从香港专门发来了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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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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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黄兴又致书陈其美，要他以过去的失败为教训，“严剔内部之人，用一人必深悉其底蕴，绍介者尤宜负其责任”，“用人不可不择”；并告诫陈其美：“吾党发难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成立。”他特别提醒陈其美：“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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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给予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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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各省分会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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