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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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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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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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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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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陈其美却幡然醒悟，站到了孙中山的一边，一下子加重了孙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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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说：二次革命失败，大家都是目击者，我们的失败就是没用孙先生的武力解决，而采用克强的议会之路，这是铁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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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中山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责备黄兴说：在南北方议和时期，我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议和，但克强支持；关于民国建都地址，应该在南京，要袁来南京就职，克强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民愤可用，以武讨袁，克强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来想赴日本求援，克强又是不同意，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我想亲赴南京誓师讨袁，克强又自告奋勇，阻其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纪律应该加强了。必须要服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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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还说：二次革命时，就是没有听从孙先生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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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黄兴不同意陈的说辞，反唇相讥：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我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我黄克强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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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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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陈其美此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陈其美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击。陈其美还抓住黄兴在东京建造简易住房一事大肆攻击。对于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黄兴感到愤懑和难过。他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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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必宕将来，既感且佩。恐人不我与，犹含沙蹑其后。请拭目以观，必有所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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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黄兴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当天，孙中山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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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从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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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三郎进见孙中山，田桐随后亦到。陈其美经与孙中山交谈后，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陈其美说：“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省，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致也。”陈其美还指出：“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党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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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还很后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听从孙中山的命令，邵元冲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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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地训练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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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号是第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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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孙中山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黄兴等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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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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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基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对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孙中山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伍于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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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中山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例如：孙中山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是主张退让的。（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卖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孙中山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黄兴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离开日本，远游欧美。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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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开始时，情形也不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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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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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还有对中华革命党行骗的。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陈劭先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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