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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孙中山回国后，他是坚决主张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但这也是黄兴的态度。以孙中山对革命的贡献和在国内外的威望，这是众望所归的。沪军都督府在军事、财政、外交各个方面，均是全面支持南京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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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因为孙中山长期在国外，应该说，自己主要是在黄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黄兴器重自己，自己尊重黄兴，事业上志同道合，感情上亲如手足，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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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宋教仁被刺以后，及“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和黄兴在形势的分析、对策的制定上，产生了分歧，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从内心深处的是非标准出发的。自己先是支持黄兴的主张，在各种会议上都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到东京后，经过对“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反复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才充分认识到孙中山的武力讨袁方针是正确的。既然自己错了，那当然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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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自己支持孙中山，反对黄兴、规劝黄兴，也都是为了能够继续共同革命。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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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病床上一个多月的思考，陈其美终于向前来看望他的孙中山，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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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很同意陈的思考，鼓励他给黄兴写信：“孙、黄不能分”，“分家革命损失大”。于是，陈其美在孙先生的鼓励下，开始拿起笔来给黄兴写信，倾诉自己的衷肠，换回黄兴的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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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陈其美一气呵成，写出了给黄兴的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致黄克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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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长信中，陈言辞恳切，表达了一个老战友对黄先生的真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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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在信中开始以很长的篇幅，罗列了黄兴在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失败期间，“有负于中山先生”的五个方面，重申了革命党人服从孙中山的重要性，并劝黄兴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共同肩负反袁的重任。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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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劂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革命欲达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茫茫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我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唯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急进行，举行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丰云霞，索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崦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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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封信，言辞优美，态度真诚，以心交流。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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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同志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正面信息，也有少数同志则相反，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反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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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劭先说：“黄兴去美国后，他（指陈其美）写信给黄兴，不是诚恳地劝黄兴回来，却加以严词的诘责，同志们多认为过分，使孙、黄之间距离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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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金绍先回忆，当时吴忠信对这封信也“不敢苟同”。他说：“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负责人，吴（忠信）和蒋介石、戴季陶等都在一处工作，这是吴、蒋共事之始。陈、蒋在孙、黄之间推波助澜，蓄意导向分裂，而吴则力主孙、黄合作。在黄兴游美期间，陈其美曾致书于黄，严词诘责，类似谩骂，吴曾表示‘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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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近来也有学者指出，陈其美的这封信并没有推卸自己在“二次革命”中的错误，既批评了黄兴，也做了诚恳的自责，愿意共同承担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其美不是挑拨孙、黄关系，而是盼望他们“携手同仇”。至于陈其美信中认为黄兴和他自己有负孙中山、有负革命的诸多论述，并不全面，也不准确。还有学者指出，陈其美致黄兴函的主旨，是要黄兴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重，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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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的目的是捍卫孙中山的权威地位。革命需要权威，但权威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群众基础，需要有成功的实迹。而当时孙中山的路线策略在黄兴的心目中并无权威性，他反对孙中山从提倡民主自由转向权威主义。此时是黄兴和孙中山、陈其美在反袁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一时还难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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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后，民族矛盾开始激化，他们主张“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一面谴责袁世凯专制独裁；但同时他们也声明，他们不准备借用外力来反对袁世凯政府。通电指出：“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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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等人的通电，立即遭到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的激烈反对。东京《民国》杂志指责黄兴等人“投降”、“屈膝”。更有一批署名“铁汉”、“李直壮”、“尚气节”、“钟廉耻”、“史不屈”的“真革命党员”发表言辞激烈的反黄传单，对黄进行猛烈抨击，传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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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强君自癸丑失败，逋逃日本以后，即志灰气惰，谓民党不能更以武力从事，宜从政治活动以冀渐握政权。惬怯军人，热中政客，附和其说。熊希龄组织内阁之际，黄派日夜期望保皇妖党，得与袁贼抗衡，而已由居中斡旋，冀博彼党之欢，而分一杯之惠。《甲寅》杂志丑诋民党，贡媚熊、梁，实黄君之意旨，章（士钊）、胡（瑛）承其鼾息，迂谬之情，早为识者所窃笑。迢乎熊、梁失势，彼等且自悟袁贼之凶顽，而黄派昏迷，迄未知政治之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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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间，孙中山见黄兴对陈其美之信置若罔闻，便写信给黄兴，坚持“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万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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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复信表示：“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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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直到1916年6月，两人才在上海相晤，冰消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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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黄分手，对革命事业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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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袁中，不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黄兴起支配作用的欧洲研究会，都再也不能像同盟会那样起旗帜的作用。从建党学说上来看，两人虽都希望再造共和，但在不断受挫折、总结教训中，缺乏对造成失利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分析，也缺乏互谅互让的精神，太计较于个人的责任，造成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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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固然在革命受挫折的境遇下，一筹莫展，即使孙中山，在党的建设上，也无法解决纲领、路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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