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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在办采买的过程中，广州蒋校长又发出了第二项指令，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招生之事。陈果夫说：“到十三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个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一百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自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入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席子、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被押运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最原始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兵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是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嵊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小，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了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给人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十四年春到十五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多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21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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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校长又两次催要战马，陈果夫也成名副其实的“马贩子”，不畏千辛万苦，先寻找伯乐，然后由伯乐相马，共贩了两批，共计86匹好马由上海运到了广州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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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蒋校长交代要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在江浙一带罗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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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广东革命政府初创，奇缺军官、军医、无线电通信和其他技术人才。蒋介石电命陈果夫代为罗致。并和陈果夫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是军校驻上海办事处的长官，我有什么事你就给我办什么事！”说来简单办起来难。这事不像采买军品，不像招兵买马那么简单，着实让陈果夫大伤脑筋，他在回忆录中亲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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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以致忙活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找到。“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另外，还“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制造迫击炮的人，送他去了广州，居然帮着我们在三个月内造出了一百尊迫击炮”。后来，“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结果中途被别的工厂挖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试着给在美国攻读矿业硕士的弟弟陈立夫也去了信，说是国家正是用人之秋，要求弟弟学成归国。“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二十余人”。数量不算多，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称得上雪中送炭，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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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由于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受到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赞赏。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陈果夫作为国民党新生代的翘楚，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时年34岁。3月，他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任职。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天啸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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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夫的从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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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广东革命政府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汪精卫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汪精卫与胡汉民反目成仇，派仗已打到了国民党的最高层。汪、蒋、胡身为国府主席、军队首脑、党内元老，为什么不能、也不愿在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既定纲领下，求同存异，一致对外呢？问题就出在主义和纲领上，他们对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解和实施方面出现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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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这是一天的清晨。三辆黑色轿车从广州市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快车道，下了快车道，径向海关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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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前车开道，后车保镖，中间车坐着主人蒋介石和他新任的机要秘书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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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新贵陈立夫，他是刚报到上班不足一个月。早在兄长陈果夫在上海为蒋校长罗致人才的时候，陈立夫还在美国大学求学，与兄长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后来在兄长的催促下，陈立夫回了国，使蒋介石和陈果夫失望的是，他没有听劝，而去了一家中兴煤矿公司做了一名矿业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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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血气方刚，口吐“狂言”，大有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立即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专业工作中去。然而他错了，很快他发现公司的环境和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是天地之别，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先前达到沸点的他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彻底失望了。作为长兄，陈果夫看了出来，及时进行点拨。这时，陈果夫又与蒋介石通了信，要求蒋三叔出面做工作十有九成。当时蒋介石求才若渴，非常之高兴，他也正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又是高才生。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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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接电后，对蒋三叔欣赏自己是个人才，颇感高兴。但是他觉得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是矿冶专业。考虑再三，陈立夫以措辞婉转的口气，回电谢绝了蒋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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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看了回电，哈哈笑了：“别人找工作，都是人求我，这次却是我求人。”于是他再次发了封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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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从中敲边鼓，陈立夫动摇了。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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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长官。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政府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人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洋镀金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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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的打算。陈立夫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儿文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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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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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刚来一个月，蒋介石已看出了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悟性高，环境适应得快，情况来得及时，提出的建议也与众不同。此时，坐在轿车后方的陈立夫，想对蒋介石劝说点儿什么，一看到坐在前排的蒋介石双目紧闭，在思索着什么，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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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望望窗外，过了珠宝金店，就要到码头了，如果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陈立夫便打破沉默，试探性地问蒋介石：“看来非要去上海不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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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一脸的深沉，听到陈立夫的问话，反问道：“啊，你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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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不紧不慢地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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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我认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八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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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儿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可怕，那个季山嘉总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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