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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具体的分布如下:段锡朋、郑异去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肇奔浙江;郭春涛往西北;陈希豪到上海;贵州有张道藩;北京有吴铸人、董冠贤;甘肃有田昆山;福建有丁超武等等。陈果夫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上述各地,本党党务均受共党的把持,我们必须派人去,宣传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新登记之必要。”掌握“同志间联络与组织,及和共党斗争的方法”。实际做成的效果,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陈果夫自称:“到清党时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变处死,郭春涛随着冯玉祥不返,可说是用人失当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达成任务。”也就是说,经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导以后,各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根据《整理党务案》,已把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有效地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了。对此,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形势开始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面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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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整理党务的第三把火是办党政训练所,负责培养“合格的”干部人才。此前,国民党的训练机构大多由共产党掌握,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清理整顿党务之后,共产党虽然被逐出了教育领地,但干部匮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陈果夫与当时负责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张静江等人商议后,决定拟办党政训练所,以解燃眉之急。报告呈递上去未久,国民党中央就批复同意,任命陈果夫为党政训练所所长。经过严格的筛选,陈果夫招收了第一期100名学员,制定了相关的纪律、规章制度以及教学计划,包括蒋介石训话,学习国民党党史、国民党章程等等。然而事与愿违,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亲共倾向。陈果夫当机立断,以“思想行为不端”的名义,开除了12个激进的学生,以儆效尤。谁知,反而激起更大的波澜,进而转变为风潮。陈果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去广州公安局,请老同学李章达局长帮忙派军警前往压制。李章达不满陈的做法,碍于情面敷衍了事。第二次陈再去求助,李便不予理睬了。陈果夫气急败坏地跑到张静江那里告状,张下令免掉了李章达的局长头衔,才平息了风潮。事后,被开除的学生差不多超过一半,训练所眼看办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余下的学生分别被派往甘肃、福建、广东、北京、南京等地,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反共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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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面的“功绩”,这第三把火似乎烧得不够炽亮,好在把住了宁缺毋滥的原则,总算没捅大的娄子。陈果夫总结了经验教训,又重新拟定扩大党政训练所的计划,并先后与国民党的理论专家戴季陶和党务专家丁惟汾共同磋商后,把方案提交中常会讨论。后来,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党政训练所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政治学校,最后再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想不到最初不显眼的那把火,竟烧出一片偌大的天地,造就了以党务相对军事、与黄埔互为犄角的干部摇篮。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陈家党”的基层干部力量。因此,无论从国民党组织建设的角度看,还是从派系发展的角度看,陈果夫烧的这把火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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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欢迎”到“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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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7月9日起,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三路大军从广州分别向北挺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取得节节胜利。且说第一路军击溃吴佩孚的主力,于是10月10日占领武昌;第二路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解放江西,占领南昌;第三路军主攻福建,于是12月底,解放全省,攻占福州。接着三路大军,稍作休整,于1927年初,乘胜追击,又陆续占领了浙、皖、苏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攻取杭州、上海,会师南京的局面。这样一下子把革命的风暴前推到长江流域,强烈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各种矛盾都暴露了出来,而且非常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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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关于迁都之争也达到了白炽化。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并分两批人员先后迁移。第一批先头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达武汉,并于1927年1月1日宣布办公。第二批人员也开始迁移,路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扣留,声明不把迁都改在南昌,誓不罢休。蒋介石便带着自己的心腹陈果夫,于1927年1月9日来到武汉,来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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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汉政府的政治领军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徐谦等都属于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他们支持着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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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武汉。武汉政府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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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辛亥革命的旧址广场举行。蒋介石带陈果夫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即兴演说:“我第一次踏上这块辛亥革命的红土地的时候,我就被这里的人们革命的情绪感染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也吸引了我”,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对身边的陈果夫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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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道:“不光有同感,还有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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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正要往下说,台下就有人站起来责问:“蒋总司令既然对武汉这么看重,为什么还违抗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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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看主子蒋介石难于回答,便主动站出来说:“今天会议不是这个议题,我愿意下去和同志们一块儿讨论。届时欢迎大家提更多的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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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长,你来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扣留第二批来武汉的中央委员?”有人又把矛头指向了陈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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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还是重复那句老话:“会议没有这个议题,咱们下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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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者马上说:“下面请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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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说:革命要依靠人民,没有人民便没有革命,发扬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简直是不给蒋介石一点儿面子。尤其是那“独裁”的字眼儿,虽然话音不高,却字字刺在他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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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尽管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仍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抵制,蒋介石和陈果夫弄了个无功而返。他没做通人家的工作,人家倒做通了他的工作。他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与鲍罗廷的矛盾却恶化了。他又拿出当年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话,声称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南昌总部第十三次总理纪念会上说:“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待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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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武汉政府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分裂行为,在国民党内开展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陈果夫与蒋介石互相呼应反对这场斗争,2月就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声称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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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按时在武汉开幕。武汉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场面一点儿也不比1月份欢迎蒋总司令的场面小。这次他们不再是欢迎了,而是声讨蒋介石了。人们喊出了心中的口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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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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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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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陈果夫、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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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汪精卫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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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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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一下子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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