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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具体的分布如下：段锡朋、郑异去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肇奔浙江；郭春涛往西北；陈希豪到上海；贵州有张道藩；北京有吴铸人、董冠贤；甘肃有田昆山；福建有丁超武等等。陈果夫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上述各地，本党党务均受共党的把持，我们必须派人去，宣传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新登记之必要。”掌握“同志间联络与组织，及和共党斗争的方法”。实际做成的效果，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陈果夫自称：“到清党时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变处死，郭春涛随着冯玉祥不返，可说是用人失当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达成任务。”也就是说，经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导以后，各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根据《整理党务案》，已把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有效地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了。对此，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形势开始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面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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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整理党务的第三把火是办党政训练所，负责培养“合格的”干部人才。此前，国民党的训练机构大多由共产党掌握，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清理整顿党务之后，共产党虽然被逐出了教育领地，但干部匮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陈果夫与当时负责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张静江等人商议后，决定拟办党政训练所，以解燃眉之急。报告呈递上去未久，国民党中央就批复同意，任命陈果夫为党政训练所所长。经过严格的筛选，陈果夫招收了第一期100名学员，制定了相关的纪律、规章制度以及教学计划，包括蒋介石训话，学习国民党党史、国民党章程等等。然而事与愿违，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亲共倾向。陈果夫当机立断，以“思想行为不端”的名义，开除了12个激进的学生，以儆效尤。谁知，反而激起更大的波澜，进而转变为风潮。陈果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去广州公安局，请老同学李章达局长帮忙派军警前往压制。李章达不满陈的做法，碍于情面敷衍了事。第二次陈再去求助，李便不予理睬了。陈果夫气急败坏地跑到张静江那里告状，张下令免掉了李章达的局长头衔，才平息了风潮。事后，被开除的学生差不多超过一半，训练所眼看办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余下的学生分别被派往甘肃、福建、广东、北京、南京等地，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反共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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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面的“功绩”，这第三把火似乎烧得不够炽亮，好在把住了宁缺毋滥的原则，总算没捅大的娄子。陈果夫总结了经验教训，又重新拟定扩大党政训练所的计划，并先后与国民党的理论专家戴季陶和党务专家丁惟汾共同磋商后，把方案提交中常会讨论。后来，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党政训练所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政治学校，最后再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想不到最初不显眼的那把火，竟烧出一片偌大的天地，造就了以党务相对军事、与黄埔互为犄角的干部摇篮。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陈家党”的基层干部力量。因此，无论从国民党组织建设的角度看，还是从派系发展的角度看，陈果夫烧的这把火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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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欢迎”到“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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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7月9日起，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三路大军从广州分别向北挺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取得节节胜利。且说第一路军击溃吴佩孚的主力，于是10月10日占领武昌；第二路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解放江西，占领南昌；第三路军主攻福建，于是12月底，解放全省，攻占福州。接着三路大军，稍作休整，于1927年初，乘胜追击，又陆续占领了浙、皖、苏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攻取杭州、上海，会师南京的局面。这样一下子把革命的风暴前推到长江流域，强烈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各种矛盾都暴露了出来，而且非常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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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关于迁都之争也达到了白炽化。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并分两批人员先后迁移。第一批先头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达武汉，并于1927年1月1日宣布办公。第二批人员也开始迁移，路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扣留，声明不把迁都改在南昌，誓不罢休。蒋介石便带着自己的心腹陈果夫，于1927年1月9日来到武汉，来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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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汉政府的政治领军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徐谦等都属于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他们支持着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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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武汉。武汉政府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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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辛亥革命的旧址广场举行。蒋介石带陈果夫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即兴演说：“我第一次踏上这块辛亥革命的红土地的时候，我就被这里的人们革命的情绪感染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也吸引了我”，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对身边的陈果夫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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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道：“不光有同感，还有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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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正要往下说，台下就有人站起来责问：“蒋总司令既然对武汉这么看重，为什么还违抗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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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看主子蒋介石难于回答，便主动站出来说：“今天会议不是这个议题，我愿意下去和同志们一块儿讨论。届时欢迎大家提更多的问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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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部长，你来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扣留第二批来武汉的中央委员？”有人又把矛头指向了陈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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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还是重复那句老话：“会议没有这个议题，咱们下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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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者马上说：“下面请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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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说：革命要依靠人民，没有人民便没有革命，发扬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简直是不给蒋介石一点儿面子。尤其是那“独裁”的字眼儿，虽然话音不高，却字字刺在他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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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尽管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仍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抵制，蒋介石和陈果夫弄了个无功而返。他没做通人家的工作，人家倒做通了他的工作。他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与鲍罗廷的矛盾却恶化了。他又拿出当年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话，声称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南昌总部第十三次总理纪念会上说：“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待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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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武汉政府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分裂行为，在国民党内开展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陈果夫与蒋介石互相呼应反对这场斗争，2月就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声称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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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按时在武汉开幕。武汉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场面一点儿也不比1月份欢迎蒋总司令的场面小。这次他们不再是欢迎了，而是声讨蒋介石了。人们喊出了心中的口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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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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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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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陈果夫、陈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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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汪精卫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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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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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一下子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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