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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期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的时期。蒋介石气盛，作为总司令的他，主张全国军事化，一切为前线，一切为“剿匪”，所以南京政府的行政统制、行政督察、行政兼任都体现出战时特点来。战时的行政督察专员制明确规定，专员兼所在县县长，便于对全区地方武装力量的统筹调动。陈果夫在兴政过程中，首先大胆提出来“专员不兼县长，不兼县制，由江苏开始”。一时引起了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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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我认为江苏乃非‘剿匪’省份，任何事都要求实，不应一刀切，专员还是以不兼县长为宜。因为设立一个制度，首先要求名副其实。省县之间既增加了中间督察一级，就要使它名副其实地发挥督察及层次节制的效用，倘使兼县，专员一方面是高一级的督察者，一方面又与其他县长为平行的同僚，结果一定顾此失彼，起不到应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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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的观点见报后，有人举起了“棒子”给予抨击，说专员兼任县长是委员长的创造，江苏是蒋委员长的天下，不能说改就改。说这话期间，早有人也把此话捎给在南昌的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也感觉到气愤，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气愤表达出来，而私下里放出了风声，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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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是聪明人，面对着两派的言辞激烈的争论，火药味十分浓烈，他认为吵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于是，在两派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潜入了苏北地区，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专员不兼县长的试点示范。每个示范区根据其交通和自然环境，辖四县至九县不等。各专员公署编制不大，富有弹性。譬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为水利，则专署内增设督察水利工程专家，另由建设厅派工程人员若干名辅助专员，督察水利工程。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着重在整理财政，则由财政厅派专门人才若干人到该区署协助整理。由于江苏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完全是因地因事，以制其宜，实行下来，确实比旧制好，蒋介石看了试点报告很高兴，大笔一挥作了推广的批示。先向苏南地区推广，而后向全国推广，成为了全国通行的制度。这件功劳当之无愧地应该记在陈果夫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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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与行政平行、同等重要的还有警政。陈果夫也给了很大重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为“安乐的江苏”打下了基础。据陈果夫回忆说：“警政是内政的骨干，国家的内政要上轨道，必须要从健全警察制度开始。”当时，蒋介石正在前方剿共，“大敌”当前，陈果夫的警政改革和健全，当然也离不开“反共防共”重要内容，他推行保甲制度和联防制度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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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陈果夫推行的保甲制度，应该说是强化警政的一种手段，但却是始于宋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治安制度。由于推翻了大清，这种制度就被束之高阁了。陈果夫却来了个“拿来主义”，他认为老祖先的东西也不全是过时的，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在延用，说明它是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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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保甲制度主要是通过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编组，由大到小，深入基层，把“防共反共”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一家一户中去。用“管、教、养、卫”的方式，实行他的“联保连坐法”，必要时，还可以编组民团，维护治安。无疑这种保甲和联保制度，带有浓烈的防共反共的色彩。这也是陈果夫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坚持以共为敌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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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甲制度不像督察制度，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立即给陈果夫打气。陈果夫于1934年4月，先从苏北地区试点开始，而后向南各县推广实行保甲联防制度。与之同时，还要求各县强化壮丁训练，充实保安团队，然后与治安警察合编成地方保卫队，以增强防共抗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保安司令部，陈果夫摇身一变成了“大司令”，圆了他的军阀梦。他身后有60万保安队伍，“党阀”戴上了“军阀”冠，陈果夫啧啧自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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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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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万物之源，国脉所系，民生所依。中国自古便有泱泱农业大国之称，从远古女娲以泥造人的传说到后稷教人稼穑，走出游牧，人类便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先秦的“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到周文王演八卦，尊土为“五行”之首，从唐朝的“地为天生，人为地显”到宋朝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从元朝的“土地，诸物之根菀也”到明朝“黄金有价地无价”……这些千古至理名言使陈果夫十分重视地政管理，“警政”、“地政”一起抓。在陈果夫建议下，1932年8月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了地政研究班。在地政班开学之际，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到班里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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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外国之所以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于运用‘人’与‘地’两个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何以积弱贫乏？是在于不能充分利用‘人’和‘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在地的方面，没有做到地尽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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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早在导淮委任职时，就专门成立了土地处，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以地养河，以河兴地，地能生财，钱没花多少，水利工程一座座。如今他又强调地政管理工作，无不是从中得到的启示。于是，陈果夫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亲临三苏大地视察。在苏北地区，他亲眼看到由于水利失修，大片大片的淤地不能利用。他很心痛，下决心修一条南北运河：北自灌河之陈家港起，向南经过阜宁以东之淮河入海道，河槽一直沿海边到南通，入长江，汇大海。同时把运河挖出来的泥，筑成一条挡海的长堤，不使碱水内灌，则范公堤以西的数万亩土地，便可逐渐变成良田。这一计划中的新运河，距范公堤约二三十公里，这就是宋朝以后逐渐淤积起来的土地。这条运河要是开成，沿河的土地，原来为不毛之地，可以变为百里沃田，地价一定随之激涨；开辟运河经费，即可以土地之增益价值为抵押。但若不预为筹谋，必将为巨绅财主投机垄断，不劳而获地提取政府及千万人民辛苦经营的果实。连云港市在辟市之前未有筹谋，所有区位好的土地，为富商大官购买一空，市政建设经费不能从土地上去谋取解决，便是最现实的前车之鉴。所以陈果夫在运河工程之初，即命地政局派员调查预定新运河路线一带之地价，开始测量，根据测量数字和地价的趋势，计算出新运河预计发行公债1200万元，即以运河开辟后的土地增值来偿还。预计运河工程，一年半可以完成。完成后陆续收取沿河土地增益积金，两年半可以还清。所发公债，预定为五年还清本息之短期公债。1937年下半年即开工，上半年已命令停止该路沿线土地之买卖，杜绝投机，所有开辟新运河的有关章则均经订定，由省政府会议通过，在章则中特别规定，凡属为新运河开辟努力之人员，得由省政府按其成绩，奖以宅地，并由省政府选择适当中心地区，将来可发展成市镇者，先收购若干之地，当做奖励宅地之用。原章程严禁工程人员作土地的投机，所以这一规定，又有人情之调剂，一方面杜绝其私购土地，一方面仍予以获得土地的希望，而鼓励其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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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在江苏实行了他的土地管理方案，办理江苏省的地政，分两步进行：一步是治标，为开办土地陈报，以整理财政为目的。最初有江宁式的土地陈报，后来萧县办得比较详密，所以又有萧县式的土地陈报。所谓土地陈报，就是要地主陈报他的土地。同时，就土地来查明其地主，使地与主联系起来，做到田赋不易陷匿、规避、转嫁。虽然是一种临时治标之计，但技术上却也费了一番工夫，财政上也小有成效。二步治本，便是丈量土地，整理地籍。这件事前任顾祝同已着手办理，陈果夫接任时，已有三县丈量完竣，开始登记地籍，前任向国外订购测量仪器甚多，后来江南富足各县，又各别添置了不少。有此基础，所以大规模办清丈，也就省事得多。至1937年下半年，江南各县丈量完毕，且有十县以上，将土地登记办好，并实行征收新式的地价税，以代替相沿数千年之田赋，实为我国历史上之创举。这也是陈果夫的一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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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地政，虽因战事停顿，但其重要图籍仪器，及一部分在江苏训练出来的地政人才，都撤退到后方。器材存在四川万县。后方各省，后来在抗战时期所以能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工作，大半利用江苏撤退下来的人力与器材，这也未始不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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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会经通令建造公墓，并禁止农田造墓，这原则本来是对的，不过只能适应将来，却不可追溯过去。如果把原来散漫在农田中的坟墓，要坟主把这些集中，改迁公墓，一定会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尤其江浙一带的坟墓，多用石礅，造得非常坚固，更难得搬动。所以江苏并未依照办理。因为中国未大规模用机器耕田，田里有坟，不十分影响耕作。等到农业机械化了，这问题自然会解决。现有的坟墓虽然暂不必迁，而适当的利用还是应该的。所以规定坟墓上应种农作物，或蔓藤之瓜果等类。在山地之坟墓，必须种植树木，经三年而不植树者平其坟，这样就可以地尽其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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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若干地方很多屯田，从前归军事机关管理，其收入大半为办事人员中饱。实际上这些屯田年代久远，已失去屯的意义。所以军政部视之如累赘，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陈果夫下令军政部将全部旧屯田及所管其他公地，交了出来。在海州有左右营两大块土地，先将地籍整理，次将地权完全归诸耕者所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这样一来，农户皆大欢喜。以后即与其他土地一样，向政府缴纳地税。这些屯垦的兵，经过了多少年，早已是普通老百姓，而因为名义上是屯田，每年受不法军人的骚扰敲诈，一旦使之名副其实，所以都非常感激政府。军政部测量的黄河故道有公滩公地数万亩，这些地，原来是老百姓随便占用的，但规定为“中央”所有之公地，所以不向县政府纳税，而另有一批有力者，却向他们收钱。地政局把这些地落实清楚后，做好了土地所有权状及蓝图，规定收租规则，和耕种的老百姓订立租约，每年分两期收租，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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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全国地政以江苏为龙头，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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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理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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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陈果夫生财有道。从他记忆起，他就不缺钱花，少年有压岁钱；上中学起他就挣钱，根据物价差价，随便倒腾些东西就能挣到钱，这样既不误学习，权当是玩了，何乐而不为呢？再者，成年后在上海他又委身于经纪（济）之道，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为他去江苏，振兴江苏经济做了绝好的铺垫，后来江苏财政治理、合作化发展，江苏经济振兴，莫不是与他先前经验的积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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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1934年春，这是陈果夫上任的第二年，他凭借早年经营金融的经验，设计了一整套金库会计制度，并逐步施行，严格堵住了财务漏洞。金库制度实行开始，先指定江苏农民银行代理省、县金库，规定所有收支，一律在此办理，各机关只留少量备用金，这对各级官吏是一个严格的限制。会计制度为新式官厅会计，取消旧有的四柱清册，并且规定：每年办理一次假交待（年终盘结），为后来的交接做准备。会计制度初行时，方方面面持消极态度的特多，试行一段时间后，优点不少，大家才改变了态度，由消极到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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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各地财务混乱，一旦县长大人调任，财务交待成了大问题，有清不完的账、扯不完的皮，拖几个月乃至一年者屡见不鲜。新的会计制度实行后，遇到调任，可以随走随交，最多只需一个月。这样一来，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大大压缩了徇私舞弊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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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合作事业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体现。陈果夫一到任，就给予了重视，在陈果夫的策划下，通过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把散沙般的农村、乡镇组织了起来，名曰合作社。陈果夫高度赞扬说：“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极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和着公利和私利，公用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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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应该说是陈果夫的老师薛仙舟先生。早年陈果夫赴德留学前，曾就教于薛仙舟，攻读德语。结果陈果夫德语字母装不进脑海，德语吃了“鸭蛋”，而先生的合作理论却装进了头脑。陈果夫上任江苏省主席后，谁也不请，独把当年的薛老师用八抬大轿请了过来。老师问学生，请他何为？学生答，中国要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江苏不能落后。请先生指导，且拟个全面的能推行的方案也。先生答道，合作事业是本人毕生之研究，如能见天日，是本人一生幸运事。于是，薛先生废寝忘食，不出半月，拿出了方案，呈报到蒋介石那里，大受称赞，大笔一挥照办。于是，江苏省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合作化运动，并始于全国的先头。合作化轰轰烈烈地开展后，薛先生就撒手人寰。陈果夫在悼词中道：先生毕生献身合作事业，可惜先生看不到合作化的成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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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岩松时任江苏省建设厅合作科长，是最直接的执行者。据他回忆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除了“在吴县设有光福合作实验区，推广蚕丝合作外，并在江南的丹阳、江北的淮阴，分设两个合作实验区，前者推行以信用合作为中心的乡镇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后者以推行牲畜运销保险为主的专营合作组织。此外，辅导各种农业特产，如徐州、南通的棉花，宿迁的金针菜，无锡、吴县的丝茧，吴江的丝绸及砀山的梨子等，均组织运销合作社，由省农民银行设立信托部，供应低利资金，并由中国合作学社在上海设立批发部，代办销售业务，即自货品生产后，凡集货、分级、包装、运输、奖金调剂及出售，全由合作机构办理，可免除中间剥削，以确保生产者得到生产全部的利益”。对上述做法，陈岩松的评论是：“果公早年在上海经商，富有商业经验，因此，他对合作事业不仅在理论方面有独创见解，且在业务经营方面，亦有精明确切的指示。”至于效果如何，他说当时有这方面的统计，称之为“中国合作运动成果记录”。附有统计图表26幅，记载了合作运动开始至1932年的主要成就，在合作社的数量与参加人数的项目上江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8.23%与48%。到1934年末，江苏全省的合作社又由当初的1609个发展到2600个，参加人数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经营的状况看，今胜于昔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抗战爆发，1938年，江苏成为沦陷区，陈果夫念念不忘合作运动滋长的沃土，从中多有总结，归结为：“一个基础”、“一个原则”、“五类合作”，即“合作社为三民主义的基础”，“互助为合作最高原则”，具体有“工业合作”、“农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与“保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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