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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连连点头道：“我们一定精诚团结，把湖北工作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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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就回去吧，做好工作，不要再出纰漏。”蒋介石下了送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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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委员长官邸时，晏道刚迎了过来，递给刘、杨各一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送你们二人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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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皋高兴地对晏道刚耳语道：“一切没出你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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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杨二人回到湖北一周后，就迎来了杨永泰的到任。CC派看出老蒋不惜血本要保住杨的位置，也就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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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杨永泰到任还是卖力工作，雷厉风行，做事善始善终，受到人们称道。然则时间一长，他那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于是先前的对立面又跳了出来，再加上CC分子的暗中作梗，日子也渐感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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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定格在1936年8月的一天。这天早阴晚晴，早晨还下着小雨，杨永泰冒雨奉命去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去谈判。下午归来时，一块乌云遮住头顶，雨点大了起来，他在途经江汉关时，枪声响了。一场早有蓄谋的暗杀发生了——杨永泰头中三枪，倒在雨水地里，再也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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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开枪的凶手谭戎轩，被附近地区的张屠户抓获归案。经过审理，背后指使人竟出人意料是胡汉民派、时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的刘芦隐。蒋介石大笔一挥，刘芦隐丢官入狱。腾出的宣传部长一职，即由CC骨干分子填补了。这就是有名的虎（湖北）口夺羊（杨永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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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案草草收场，疑问多多，人们不禁要问凶手不是当场而是隔日抓获，指使人刘芦隐为什么不千刀万剐？据有关记载：“杨案发生不久，刘（芦隐）在南京曾往见蒋介石，目的在解释外面说杨案与他有关谣言的无稽”，谁知，蒋不但不见刘，反而冷冷地说：“他（指刘）何必来见我，他自己有了他的组织……”刘碰了钉子，知道情况不妙，“马上想赶夜车遁沪，谁知已为CC系的特务跟踪，在下关站秘密被捕”。当时，“与刘芦隐一道被捕的人很多，结果情形，也未昭告天下，不过据CC系传出的消息”称“刘的暗杀计划十分庞大，列入名单的”，上自蒋介石下至CC系、政学系各类与蒋接近的人物都有，这张名单，一共有一百三十余人之多。CC散布这消息的用意，无非是对刘要加上一顶空前未有的大帽子，犹如“君主时代的叛逆案一样”，“罪大不赦”。同时他们还散布刘“供出一篇长达八十余页的所谓阴谋罪状”的消息，并说“根据这张罪状，足以证明杨永泰确为刘所杀”，而且这仅仅是“暗杀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就要轮到“陈氏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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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CC骨干方治对刘鸣皋道出了隐情，他说：“刺杀杨永泰这件事，确实是二陈先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机密，现在谈谈没什么关系。”对此，陈果夫言辞闪烁，认为“暗杀者为私仇抑为公义，颇难遽断，须俟凶犯供明指使之人，始可明真相”。但据凶手谭戎轩所云：“我为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来杀汉奸”，他说的党部为何不是二陈，而是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呢？这里的奥妙恐怕不是寻常人说得清道得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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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后一本正式出版物《三C传》，再次道出了隐情，认为：“杨案发生，全国震动，CC为着避免政学系之指责，嫁祸于刘芦隐”，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刘芦隐本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目击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野心，颇有一番澄清宇内的计划和志向，便着手成立了一个革新国民党的组织”，主要“以胡派嫡系为基础”，同时还罗致了不少其他“进步分子”，声势浩大。作者认为：“CC系在于争权力的出发点刺杀了杨永泰，进一步以一石打双鸟的手法，顺便给刘芦隐一顶帽子，以打击胡汉民系，所谓供词等，那不过是秘书室中的制成品，绝无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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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永泰一案，不难看出CC的狠毒，但是无毒不丈夫，获利最大的莫过于“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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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走张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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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蒋介石这位权术高手，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党务十多年，没有给其培植对立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二陈”为浙江老乡，对其忠心耿耿；二是“外敌”压力甚大，一切力量对外，他也没有这种精力。在这形势下，“二陈”渐渐羽翼丰满，手下网罗了一帮喽啰后，难免在主子面前不像先前那样顺从，这使蒋介石不能不产生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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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红军五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便给“二陈”物色对立面，以打破“二陈”一统党务的天下。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陈诚的部下，名叫张厉生。于是便召来密室相谈，暗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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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岗位。张厉生到位时，蒋介石还亲临组织部讲了话，为张厉生保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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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这张厉生年轻气盛，想给组织部带来新气象，提倡读书活动。可是组织部这地方，由于“二陈”多年经营，关系盘根错节。张厉生布置工作时，大家都说好好好，结果实行起来谁也不出力。最后闹得他提倡的读书活动半途而废。张厉生虽然盛怒，但慑于陈果夫在组织部的积威，自己多年又是陈果夫的部下，不敢对“二陈”手下的人马大动手术。再说军界的陈诚，虽然是自己的后台不假，但他做事谨慎多于大胆，自己身后没人马，万一出现闪失，怕是只有喊打的没有救人的！所以一直没敢对“二陈”下手。蒋介石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对张厉生没有执行自己的意图十分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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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厉生不敢对“二陈”下手，而“二陈”却大开了“杀戒”。且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立即下台，并推荐朱家骅继任。蒋介石此时正生张厉生的气，看到张厉生下台的提案，立刻给予准许，并任命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长。但是，应该说这是陈果夫一个错误。没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反对自己，此是后话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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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拆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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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为了赶走张厉生，极力推荐朱家骅。朱家骅何许人也？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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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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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朱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儿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儿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怕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口口声声叫“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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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戴季陶推荐朱家骅就任了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这次陈果夫又推荐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有陈果夫的想法，戴季陶虽对“二陈”有看法，也举双手支持，可戴季陶推崇朱家骅的意图与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二陈”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弃，一窝端掉，方解心头之恨。因此朱家骅上台之前，曾与戴季陶有所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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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他不像前任张厉生那样软弱，而是锋芒毕露，有破有立，说到做到。对内谁要有意见，马上请客送人，不管后台是谁，只要不是委员长。对外，他拉拢“三青团”作外援，对丁惟汾的大同盟、改组派的遗留人员等，统统收于翼下。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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