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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秉性冷静，遇事不慌，看完电文，平和地对蒋说：“委员长，这个事情如有错，我应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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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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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道：“这事情很早了，有人向我汇报过，上海沦陷前，有一车印好的纸钞，从上海转运到了香港，时间一长，我们政府无暇顾及，就忘了这件事。我听了这件事，就派徐恩曾去办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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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啊！”蒋介石埋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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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不跟你说，战事繁忙，我看你连饭也顾不上吃，没有及时汇报。这是我的错误。”陈立夫说这话时，也撒了个弥天大谎。实际他是为了中统的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了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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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且放他一马，下不为例，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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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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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远在福建的戴笠，接到了老蒋的批示：“本案解中央办理。”戴笠马上猜测到“二陈”兄弟做了手脚。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先依照“缉私法令”，没收车上所有物资，只把徐恩曾押送重庆。到了重庆，蒋介石安抚一番，就把徐恩曾放了。徐恩曾总算逃过一劫，躲过军统的迎面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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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戴笠还抓住“二陈”有私吞公款的嫌疑，或真或假地到处宣泄，一时搞得“二陈”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暗地里只生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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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一枯一荣。曾几何时，野心勃勃的戴笠竟想吞并中统，推翻“二陈”，独揽特工的大权。可惜，东窗事发，一个“赵理君杀人案”的出现，击沉了他的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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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戴笠为了一派私利，无所不能。他为了提高军统的恐怖行动，不惜以重金网罗鸡鸣狗盗之徒，卵于翼下。赵理君在归顺戴笠之前，就是上海滩有名的恶横，人称“老枪”、“老黑”。此人自幼死了娘，三岁又殁了爹，有人生无人养。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杀人放火也是隔三差五。抗战全面爆发时，凭着他的杀人本领，戴笠又提拔赵理君担任行动科长职务，此人更是骄横了，真正成了杀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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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枪”利用把持黄河渡口的职权，对过往人流敲诈勒索，稍有不从，便以拳脚相加，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青年学生，这天要过渡时，老枪以水大河宽为由，向过渡人员收取平时多三倍过渡费。小青年据理力争，惹火了老枪，老枪上前一步，扯着了小青年的脖领子，说道：“再喊叫我就把你扔到河里喂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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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年血气方刚，哪里能听进老枪的话：“你敢！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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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敢不敢！”老枪说完把小青年高举过头顶，转了三圈，然后猛一用劲儿，就像抛铅球似的把小青年扔到波澜壮阔的黄河主河道中去了，小青年没有来得及喊叫，就埋没在大浪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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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得知了这件事，遂向老蒋告御状，老蒋命他们尽快取证。“二陈”便派遣特务前往出事地点，装扮老百姓，秘密搜查证据。这事不巧又被老枪发觉，动了兽性，竟带着一批军统分子对洛阳地区的CC分子施暴，当场有常孝儒、郭铫曙等6人惨遭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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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发生后，陈立夫立即给予曝光，令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蒋介石闻之怒发冲冠，即责令戴笠严查事主。戴笠顶不住压力，只得丢卒保车，忍痛割爱，斩了赵理君的人头，硬生生地吞下“二陈”新闻曝光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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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戴笠躲避不过记者的追逐，欲盖弥彰地说：“老枪”罪有应得。根据我们军统掌握的情报，“老枪”是共党嫌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拨军统和中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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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戴笠的这番表白，令人不服，不说中统不信，就是军统自己也不相信。戴笠这个杀人魔王，已经把事情做绝，把自己推上了悬崖边。他的话已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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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到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生命的大限已经来临，因飞机失事，摔死在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戴家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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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风波又起，传闻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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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戴笠为CC派谋杀。这里有《三凶传》的记载，书中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二陈’之想杀戴（笠），存心已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均苦缺乏机会，加上军统爪牙甚多，如事前不筹划妥善，生恐刺虎不成反为虎噬。一直忍耐到抗战胜利，‘二陈’觉得此时如不将戴除去，那么胜利后特务大权更休想过问，因为在表面上抗战期间军统确比中统凶猛一点儿。”而“替戴笠驾飞机的那位留美学生，远在未返国之前，据说一切费用等等都是由‘二陈’秘密接济，返国之后，‘二陈’又很技巧地把这位死士弄到为戴驾专机的位置。”对实施的过程，说法更有神秘感，认为按“‘二陈’原来的意思，是叫这个驾驶员，故意将飞机机件损坏，到危险时驾驶员可以乘降落伞下降，不但没有生命危险，事成之后高官厚禄，随其所欲。故驾驶员在飞机出事前一刹那，本拟跳伞，乃为戴笠执枪阻止，遂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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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说法，都是“死无对证的推测”，不足为信，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中统与军统的水火之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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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中统、军统为背景的两大特务系统势若水火的争风吃醋，基本上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既不会以徐恩曾的失宠而停歇，也不会因为戴笠的暴死而中止。恰应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所云：“党方CC系的特务组织与军方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从成立的一天起，就处在尖锐的矛盾中，直到它们一起归于灭亡，才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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