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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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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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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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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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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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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三位权威都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天地。陈立夫最后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教司长章益教授总管。时间限定三年，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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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章益司长还成立了大学生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制在高教司内，以公开征求、特约撰写、采用成书的方法，在从前的基础上编定大学教材用书163部。同时还编写了各科目教材纲要草案48种。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法理论，贺麟、金岳霖、汤用彤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研究，闻一多的文学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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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学课程体系，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大学。应该说这是陈立夫突出的政绩。这便是：用了三权威，换来教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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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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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任期间，对教育的又一贡献则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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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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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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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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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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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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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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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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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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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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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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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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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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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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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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