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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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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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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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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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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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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三位权威都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天地。陈立夫最后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教司长章益教授总管。时间限定三年,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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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章益司长还成立了大学生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制在高教司内,以公开征求、特约撰写、采用成书的方法,在从前的基础上编定大学教材用书163部。同时还编写了各科目教材纲要草案48种。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法理论,贺麟、金岳霖、汤用彤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研究,闻一多的文学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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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学课程体系,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大学。应该说这是陈立夫突出的政绩。这便是:用了三权威,换来教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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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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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任期间,对教育的又一贡献则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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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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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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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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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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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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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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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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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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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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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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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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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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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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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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