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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良，似乎要简便许多，用陈立夫自己的话表述，即“改进毕业考试的办法，除学期学年考试外，增加了毕业总考”。陈立夫的这条改良设想，缘于他对欧美教育的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欧美大学，处理学生毕业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平时无成绩考核，毕业考试算总账，如德国就沿用这种办法。再就是注重平时及学期考试，考试及格，给予学分，如美国就通行这种办法。陈立夫经过比较，认为美国的方法较好，中国的大学，应采用美国模式。国联教育调查团认为美国这种模式“至不妥当”，当时曾建议改为“最终试验及格”的方式，没有被当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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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陈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线，也就是略改原制而另加毕业总考。因循此法，每学期学年有考试亦是累积学分，但要求学生必须修足四学年课程，才可以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除了考末一个学期的课程外，还须举行毕业总考。之所以要这样做，陈立夫的理由是：“平时有学期学年考试，对于学生之学习进程，随时有督促与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学生累积若干学分，即可毕业，而要在举行总考时，使学生对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使其对所获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系统的了解，不致东鳞西爪支离破碎，有学分制之流弊。”作为一种解释，陈立夫相信它的说服力，相关的评价当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此种折中办法，比德国及英法两国类似的办法，也尚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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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教育”与费氏夫妇结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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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推行他的统考统招工作中，随着时间的推进，日军炮火的延伸，中国的华北、华东已成为了日军的控制地，大批山河沦陷。一批批的逃难者，从前方拥向后方。他们中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还是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指示，要对口安排，即文化口安排文化口，教育口安排教育口。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有责任承担起教育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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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从战区和沦陷区来的学生、教师还少，还好安排。可是随着形势发展，逃难者越来越多，一时人满为患。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排，急得教育部的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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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支烟。”从来不抽烟的陈立夫向部属要了一支烟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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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有两名教师带领12名学生到了教育部的门口。陈立夫说：“城里已满，那就安排在郊区吧。小王去办一下。其余人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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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是难民安置会，从下午3点直至晚上9点。目前，难民安置已打乱了正常的工作节奏，成了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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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言。”顾树森向陈立夫举起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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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家静一静，听听树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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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树森说：“我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另外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心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建一座学校，就能安置1000到3000人。这样既能使学生不失学，教师也能有活干。各得其所。比那就安置而安置显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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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森的意见很好。今天的会没白开。”陈立夫立刻表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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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他先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门收容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后方的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临时中学去掉“临时”二字，改为国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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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陆续在陕西安康设立国立陕西中学，甘肃天水设立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立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立国立山西中学，湖南乾城设立国立安徽中学，分别收容各战区陆续退到后方的中等教师和学生。后来，陈立夫将这些国立中学，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学，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此外还专门设有招收妇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国立女子中学；还有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华侨中学和其他特设的国立艺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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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大、中、小学成建制地从沿海地带搬迁后方。在搬迁中，由于日机的轰炸，人员流散，已不能单独成校。陈立夫便把这部分学校，收拢合并，采取战时措施，成立联合学校。其中以中、小学联校居多，大学也有，最为著名的如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设在西安的“西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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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学的设置，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职业各科训练等。国立中学校长人选，由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掌握，经费的支配和发放，由总务司长章益掌握。陈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联合大学，但对各国立中学控制极严，意图防范各校教师、学生思想“左倾”。为了约束学生，他大发国民党入党志愿书和党证，动员中学教师和学生整批入党或集体入党。为了随时观察学校动向，有的学校发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强行打入，充当教师或学生。有的充当教师或学生的CC分子，既不教课也不学习，整天在学校四处乱逛，查找别人的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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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沦陷区，陈立夫基本上根据《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制定各种管理方法。将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四市划分五个教育指导区，每区设置专员，负责办理从沦陷区撤退到敌踪不到地区的各中等学校的事情。1939年“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重新划全国沦陷区为70区，由陈立夫亲自指挥。“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下辖三个组，分别主管特别教育、战区教育和战区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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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任教育部长除了安置战时流散教师、学生，恢复教学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统制教育，也就是让教育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也是蒋介石让他出任教育部长最重要的目的。陈立夫统制教育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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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推行国民教育。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曾有《改进地方行政组织，确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决议案，1939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此决议案制定《新县制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规定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受教育者包括儿童、成年人和妇女三部分。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乡壮丁队长、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队长，分别以一人兼任。在教育、经济发达的地区，乡镇中心学校教员，兼任乡镇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干事；保国民学校教员，兼任保办公处文化干事。教育部根据这个规定，于1940年制定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同年3月正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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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实施特种教育。特种教育是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剿共”期间对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即所谓的“收复区”民众进行的一种欺骗教育，其内容可分为管、教、养、卫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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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特种教育的办法是建立中山民众学校，集中力量，把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以弥补人才、经费不足的缺陷。中山民校分设儿童班、成人班和妇女班，根据情况，酌情设立高级班或职业班。教学内容为：宣传三民主义，揭破“赤匪”之错误与罪恶；并针对民众之思想言论，为深切之指导，教以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美德，表扬历史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牺牲的伟大事迹，解说国家现在所处之地位与国际环境，授以普通文、应用文、歌曲等，注意阅读及思想发表之训练，并公民生活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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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未参加过南昌时期的特种教育工作，他继任教育部长后，采取了三项措施，加强自蒋介石那里继承来的特种教育：一是到原来实行过特种教育的省区视察中山民校，搜集原来中共编写的课本、教材；二是针对中共课本、教材，编印读物和宣传材料，作反宣传；三是编印统一的中山学校教科书。中国教育本来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朱家骅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发起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王世杰继任后继续编辑，但各学校仍自由使用，不作为固定教科书。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编了一部小学教科书，通令全国采用。随后，他又操纵编写了一套“固定中学教科书”。陈立夫编的这两套教科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宣传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甚至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也作为小学训练要目编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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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的上述做法，当时曾引起争议，部分教师表示不满。美籍学者费正清夫妇正在重庆从事新闻及文化工作，听到这个反映，对陈立夫推行的“党化教育”也表示有同感。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或在媒介上撰文，都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认为陈立夫“统制思想”和“党化教育”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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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报纸的谴责声越来越激烈，措辞越来越激烈。蒋介石考虑到光复之后与美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有意容忍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据圈内人士透露，这也是促成蒋介石忍痛割爱、陈立夫离开教育部的重要原因。对此，陈立夫十分恼恨费氏夫妇。事隔50年后，他坚持认为费氏夫妇“所做的乃是破坏中国（当然是指国民党政权）的工作”；他们引导美国政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并且“吹毛求疵，抓住我对学生严格管理的方法”，“诬我统制思想”，甚至“在哈佛大学发动倒陈运动”。这笔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纠葛，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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