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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喜联，不难看出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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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更是高兴，他不但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还听到了蒋介石要安排他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秘书长的消息，乃是双喜临门。他找到陈果夫，还有CC派的几位好友，共道欣喜之情，当晚也破例喝了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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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能助兴，酒也能伤人。酒过三巡之时，陈立夫就感觉到不对劲，只觉头大眼昏。为了助兴，接着又喝了一盅。这一盅下肚，就出了问题，他就滑到了桌子底下，不省人事，把大家都吓蒙了。慌乱之中，喊来了救护车，拉到了医院，送进急诊室。当时血压200，心跳120，大夫好一阵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直到两小时后，陈立夫才算清醒过来。这真是乐极生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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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立夫便出了院，好人一般。他照常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陈立夫像位小学生似地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学生们的发言要点，悉心倾听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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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畅所欲言，面对抗战的胜利，学生们憧憬着新的未来，展望着共和国的雏形，并要为其献身。当有同学说到这里时，提到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功之日，国共两党仍需继续合作，以期和平建国，共谋开国大业。其实这话并没有错，却触动了陈立夫的反共神经，听到这里，他一下子拍案而起：“话不能这样讲，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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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斥责的学生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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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觉得这样训斥学生有些不妥，马上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道：“你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应该晓知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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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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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赶跑了，新的敌人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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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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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坐下了，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道：“我再重申一遍，从今以后，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国共合作。为啥？我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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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会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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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国民党的阵营中，陈立夫是反共的强硬派。这种强硬，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自从西安事变站错队，蒋介石曾一度对他们兄弟疏远，兄弟二人还是像当年紧跟主子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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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打了多年的仗，积怨甚深，对共产党只有消灭，除此以外没二话，但面对共产党军事实力的扩充，解放区的扩大，他也隐约有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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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政坛上可谓活跃分子，而陈果夫因为病魔缠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中呻吟，整天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淡化对政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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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得突然，建国便提到了日程。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陈果夫、陈立夫决定搞一个方案，先于他人呈到主子那里。要搞方案，必先座谈。于是便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来家叙谈。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对中西文化颇有造诣，“二陈”对他的学问功底也深为折服。梁漱溟的“党应该改弦更张，励精图治，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的见解，使陈氏二兄弟顿开茅塞。接着又听取了元老派张静江的意见。拟出了“建党八条建议”，决定面见蒋介石。且说这八条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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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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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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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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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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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格不可让人捉摸，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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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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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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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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