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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导演的这场闹剧推向高潮，特务们洋洋得意，欢呼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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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并没有就此罢休，2月22日，他所指挥的100多名CC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历时两个多小时，将报社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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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殴打，有的受轻伤，有的受重伤住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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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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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制造了“下关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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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当夜得到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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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各报刊也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全国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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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见事情闹大了，对陈立夫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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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效忠蒋介石才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系列事端，但事后却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心里自然窝火，但事情毕竟闹大了，影响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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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国际舆论上也给予压力，而蒋介石又舍不得放弃CC特务势力。“二陈”出了个万全之策：把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使中统局的原班人马全部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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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 第二十六章 余辉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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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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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陈”在政治边缘化的过程中，亲手堆砌的CC壁垒，虽然森严，也被戳出了四个血窟窿，实力大减，一年不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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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张厉生这员CC干将，改换门庭，投靠陈诚。这着实向CC捅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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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厉生加入CC，始于1929年春，那时CC派正红，他经人介绍到了中央组织部做了陈果夫的秘书。随后，CC组织“青白团”的时候，张厉生摇身一变，成了“青白团”的大拿，再后任中央常务干事，进入CC大头目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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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这张厉生也是一棵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他当时投靠CC，CC正红。他现在投靠陈诚，因为他看到了“陈诚当兴”、白虎转世、九头鸟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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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C骨干胡梦华回忆，张厉生在筹建“诚社”的过程中暴露出颇多疑点。胡说：“一个秋天的中午，张厉生用电话通知我到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吃饭。我赶到菜馆，发现已有十来人聚在那里，他们是：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以及八个学生。张点齐了菜，大家边吃边谈，议论的主题就是平津两地的合作，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到了这一年冬天，胡梦华估计“诚社”在平津地区已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成立了三四十个小组，成员“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说明张厉生在CC内部扩展北方党务，以地缘概念滚动个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诚社”名称的来历，张曾亲口对胡梦华说，取之“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偏巧陈诚号辞修，意蕴相近，从而引发外间人的揣测，以为诚社与陈诚有关。胡梦华问过张厉生，张环顾左右而言他，只承认认识陈诚比陈果夫要早，“1928年陈诚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当警卫司令时，我就是他的秘书”。另外又说：“眼下，陈诚一鹤冲天，前程无可限量，说不准蒋的继承人非他莫属。”显见，张对陈诚心仪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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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陈诚要成大气候，也要招兵买马，如今张厉生暗送秋波，岂有不理之理，私下里两人一拍即合，唯独对陈果夫瞒了个严实。后来陈果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推荐张厉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组部长职务，然后张改换门庭，这使陈果夫最为恼羞成怒：“这个张厉生，算我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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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个血窟窿，是朱家骅自立山头造成的。但朱家骅聪明，不像张厉生落了个“叛徒”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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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二陈”的正宗老乡，不但是浙江人还是湖州人，这叫亲上加亲。他凭着德国柏林大学堂堂正正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学衔跨入政坛。当年，陈果夫发起“中央俱乐部”时，将朱家骅视为同辈，没有拉他参加，目的是保持朋友关系，免生寄人篱下的尴尬，对此，朱家骅感激不尽，庆幸有余。因为天生的优势感，使朱自视清高。而他又绝顶聪明，左右逢源，一方面依傍“二陈”，一方面紧傍党国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对一表人才的朱家骅爱助有加。他曾公开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后来朱家骅位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戴季陶立下首功。蒋介石当选总裁时，心里对汪精卫的顾虑没有消除，极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制汪的权力。戴又向蒋献策说：“此事好办。只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拔高一截，改称中央秘书长，具体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事务，就能阻止汪精卫直接插手党务。”蒋一听是理，遂给朱家骅戴了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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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五全大以前，“二陈”正在走红，朱对“二陈”的依傍和服从，并无疑义。1931年朱任交通部长，凡是“二陈”交办的事，朱一一应酬，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用CC骨干分子张道藩担任交通次长，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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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自立山头的转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书长的宝座，自以为权大了，势高了，他已不把“二陈”放在眼里，于是开始了他另立山头的准备。后来，翅膀渐硬，朱家骅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么大换血、大调整、大整改，把个CC派整得晕头转向。“二陈”万万没有想到学富五车的朱大教授，居然学得了“厚黑学”的真谛，不由地连连自责，老鬼也有失算时。这段情节，胡梦华曾作描述，分析得极有层次，他说：“张厉生对陈究竟还有‘同志会’的拘束，谨小慎微，唯恐开罪于陈氏。朱家骅进了中央组织部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内外来了一个大换班，创立了‘朱家骅系’。对于陈果夫、陈立夫辈来说，只是前门赶走了驯狗，后门引进了恶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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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绪印在其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说：“1940年前后，朱家骅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陈’之势。他到处做报告、演讲，做舆论准备。在中山大学同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朱做了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的演讲”，声称“总理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决心培养革命干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中大所负的使命和其他的国立大学，是有点儿不同的。总理手创的大学，总理在那里演讲的三民主义的大学，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背景，使中大成为党的大学”。该书认为：“当时代表国民党的学校是CC控制的‘中央政校’。朱极力把中山大学说成‘党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与CC争夺党权。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如果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那他自然是居于‘二陈’之上的党的领袖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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