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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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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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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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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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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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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巷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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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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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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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祇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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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伫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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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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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身稍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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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一旁，尚有半截古碑，显然是故意砸断的，埋在土里，碑身上什么字也看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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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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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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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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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艰难地摸识着那块完整的大碑的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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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即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东西向的小街，因明朝皇家曾在此豢养豹子而得名。该庙是明正统年间一位叫刘通的太监舍弃自家而兴建的寺庙。明正统年间至今，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旁边那块已经被毁成半截的古碑，也许正是刘通当年创建此寺时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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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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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日清晨，距第一次探访北京法华寺遗址十一年之后，我再度来到此地。院里半数居民已经搬迁，两座古碑依然残存于小巷最深处，无任何保护。图中这位张老先生，是院儿里的老住户，也是位居士，每天清晨都要到碑前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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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时代，外省高官晋京汇报工作，若无自己的宅子可居，就只能栖身于寺庙里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客栈车马店，自不是这些大人们所投宿的地方。清代，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的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大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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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谨慎有余的袁某奉诏来京后，就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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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具“武卫右军”头领衔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借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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