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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的事，《北洋军阀史话》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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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棋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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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的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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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在“海”里居住的时候，小绍芬经常出入袁的内宅，与袁的女儿们玩耍。待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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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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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自命为北洋第一继承人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北洋军头们都没把他放在眼里。在讲面子的国度里，一个前清的旅长，因缘附时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确实令许多军界大佬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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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知道军人们会集体难受。所以，当晚，他便与又赶来看望他的湖北老乡张国淦坐守了一夜，时时让手下人关注段府那边的动静。直到雄鸡唱白，才安下心来。当天上午，宣誓就任大总统，随后把“公府”秘书长留给了这位陪坐了一宿的乡党张国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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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但是，从老段来打哑语这一天起，两人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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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对待袁世凯的丧事上，黎元洪的表现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等军界要人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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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尽职服丧——连周树人这样不信邪的教育部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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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出人意料的是，本应亲自执绋的继任总统黎元洪却并未露面，只是在灵柩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姗姗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一个鞠躬礼（至少差了两个），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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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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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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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军统（军长）和提督（军区司令），属封疆大吏一级的人物，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科班出身的北洋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部下的意外起事而当上副总统，进而当上总统，这一切，全是靠老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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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两人关系还算融洽。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钊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一下子降至不到五十九万元。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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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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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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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温文尔雅的黎总统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的段总理。老段是个不要名分要实权的人，他认准的事，必须要做，而且还要别人做。这就很让名义上的领导伤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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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为国务院秘书长一事，“府院之争”的政坛闹剧开始上演。段提名其最信任的弟子，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嫌其锋芒毕露得罪人太多而不同意，公府（府）与国务院（院）的人事拉锯战终以大总统退让而结束。那边老段遂愿，而这边的“菩萨”就必须咽下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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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十三岁即中秀才的政坛奇才徐树铮“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先大总统袁项城评语），上任后，依恃段总理的信赖，不光不把其他阁员放在眼里，竟也不拿国家元首当回事儿！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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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徐树铮前来“公府”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黎元洪要留下审阅，不料，盛气凌人的小徐将军居然颇不耐烦地说：“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大总统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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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决不当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宣战一事，内阁通过了与德国绝交书，段总理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在身边一帮政客的鼓噪下，黎元洪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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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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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东厂胡同打哑剧时就开始萌芽了，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了民五、民六年间（1916年—1917年）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与赳赳武将的过招。无论当时谁败谁胜，其结果总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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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黎元洪很少有拍案而起的时候，但每次忍无可忍“拍”过之后，都惹来巨大的麻烦。与段祺瑞反目，算是他从政史上的第一次大麻烦。他二度出任大总统时，也曾糊涂一“拍”，把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拍进了监狱，只因听信了众议院议长的“有罪推定”，他竟下手谕把当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的财政部老大关起来审查！半年后，京师地方法院对罗案的无罪宣判书，其实也是对刚刚下野的黎氏冲动一“拍”的问责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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