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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在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导演的，他哪能理会黎的紧急呼吁？而在洛阳的吴佩孚也不愿得罪有知遇之恩的曹锟。所以，尽管知道是本军袍泽在胡闹，也没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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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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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危文绣（后改名黎本危）卷起众“宝”——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三枚图章出走，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于6月13日下午1时许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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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人憨，以为只要图章在谁手里，国家就是谁的。这种迂病居然一直持续到半世纪后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之时。少年的我，眼中满是唱着《造反有理》等“战歌”的“夺权”者，只要抢到了某单位的那柄小圆木头，该单位就轮到这一派“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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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拗的黎元洪想继续主沉浮，就誓不交权。想不到，那时，“走资派”憨，“造反派”也憨，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王承斌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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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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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出自带的手枪欲自裁，幸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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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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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令牌。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清末民初中日往来无需护照），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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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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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耆宿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阐明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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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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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功利主义的使节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国家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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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止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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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移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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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财。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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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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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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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开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之一的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欣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最喜欢的女儿黎绍芬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某日，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黎绍基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姐黎绍芬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属入住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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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从政坛退隐后转而从商，大获成功。图为黎元洪在天津寓所门口骑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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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黎元洪在英租界寓所里因脑溢血猝逝，享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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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正是末任北洋政府的元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毙命于日本人预埋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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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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