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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柱内的墙角，竟有一铁制保险柜弃置地上！它显然是北洋时代的旧物，床头柜一样大小的笨重个头，坚实的构造，厚厚敦敦地承受着近百年的风雨侵浸。虽那时尚无密码锁附着其上，但两片又大又粗的铁活页也足以使内藏物品安然无恙。保险柜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这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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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费力地掀开保险柜的顶盖，空空如也，只一柜底的积尘随风而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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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的政治遗嘱是不会残留在这保险柜里的，那十点《最后的意见》其实很有考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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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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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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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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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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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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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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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范围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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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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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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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价值。但大部分旧朝的遗产，并未能被妥善收藏并精心研究之。物质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国的心病，那么，精神的文物的废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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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怅然，便轻轻合上保险柜的铁盖，还好，总算没被里面厚厚的尘土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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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他把这座已经扩展至四十八亩地足有五百多间房屋的偌大院落，缴了经办实业的学费——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因连年遭遇新旧军阀的混战，终致亏损，为还银行贷款，无奈只得把这“大德堂”卖了三十万元以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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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主是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文章称，这是一所特务机构。若果真如此，那东厂胡同可能又恢复了大明王朝时的社会功能。抗战结束后，日本人走了，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远扬，他叫胡适。后来我才听说，胡先生的大批弥足珍贵的藏书和笔记，一直尘封在这个院子的某个角落里——也许，正是我所见到的那个凋敝的图书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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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门后，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当年“大德堂”的后院墙北行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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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墙居然还保留着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颇为时兴的西洋式院墙，雕花装饰与基础均十分别致，只是后面改了模样，平庸地顺着胡同向西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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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回首，见一方红色路牌在无言昭示——翠花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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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条并不起眼的细巷，就是北洋时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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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8日下午，我在黎元洪故居外墙发现了这块界石，我把积雪搓上去后，“黎大德堂界”几个字便显现出来。十一年后，我再次来到翠花胡同看望这唯一的黎宅遗迹，却发现此珍贵文物已经被水泥抹平。摄于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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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知翠花胡同深浅，但我知道，里面有一座当年热闹一时的宅子，即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办公地。袁世凯统治后期，这条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为孙文发动“二次革命”以后，袁氏取缔了国民党，当时，政府的密探、军警们一定像他们的老祖宗魏忠贤公公他们那样尽职地从事着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执政始，党禁解除，国、共两党的北方大本营才重又活跃起来，成了北京国民运动的发源地。革命党的党部与大总统府邸比邻而居，和平共处，国内民主政治才渐渐复苏。只是，好景不常，到了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时，因喋血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党”，国、共两党的北方领袖徐谦、李大钊等人悉为政府通缉犯，市党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复归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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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细细觅找近百年前的历史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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