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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段氏从军整三十年。从十六岁的站岗放哨的士兵，到四十六岁的军界巨头，可谓相当不易！即使走科举之路，以三十年的历程走到封疆大吏的督抚位子上，也算走到头了。按清朝干部制度，“行伍出身”乃武将之正途，正如科举出身才是文官的正路子。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文官，因带兵而成为军界统帅，地位虽崇，却属半路出家，来路不正；同样，没通过科考的武夫也永远得不到“大学士”的至尊称号（清朝最高一级“职称”，正一品，相当于宰相，故李鸿章便被时人称为李相国、李中堂）。像袁世凯，尽管位极人臣了，但因非科举出身而终生无法被授“学”（大学士）位。君主时代是很讲秩序的，从不因人而改变政策，不乱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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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清国，“行伍出身”是武将引以为荣的金字招牌，况且段督办还是所有北洋军校的大校长，他因之赢得了清末民初大部分职业军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尊敬，那个时代的高级军官，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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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到两个“合肥”之比较的老话题吧。若比桑榆晚景，“李合肥”远不如“段合肥”云蒸霞蔚。因为李中堂最后以年近八十的老迈病躯被迫北上京城，与洋人谈判时猝死在寄身的古庙里，至死也不过是清朝江山的第一汉臣而已。而段祺瑞却在权力之途上登峰造极，并全身而退，晚年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料，悠然颐养天年，直至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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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为两位“合肥”而到合肥探访，同伴是皖籍朋友范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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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闹市中心有一座重修的“李公府”，说是李鸿章的故居，游人很多，位于繁华的步行街上，进进出出的多是跟在旅行社小旗后的团队。陪同的安徽省文物局的朋友说，只因辟为景点之前为市百货公司和银行的宿舍，所以才保留下来这几进老房子。“不过，”朋友有些迟疑地说，“其实，有专家说，这儿是李鸿章一个弟弟的宅子，所以，叫李公府而不叫李鸿章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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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总算给李鸿章的在天之灵一点安慰了，因为这些年不光重修了其家族的故宅，而且还重建了他的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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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另一位曾给合肥带来莫大荣耀的游子，家乡就很绝情。换言之，现在的合肥，已经毁掉了段氏的所有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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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告诉我：段氏家族的宅子，早被夷为平地。省政府东边的那一带，就是原来段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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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城南重建的李鸿章墓园里，有两幢从段氏祖墓（即段佩、段从文与范氏墓）那儿找来的残件。段氏祖墓早就夷为平地，只有两块几米高的“下马柱”劫后幸存，不过却被莫名其妙地迁进了新建的李鸿章的墓前，孤零零地分立于草坪上。石柱正面，有几个勾勒的正楷大字，细辨之，是：“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比常见的下马石多了“文武”和“军民”几个字，让人稍感新鲜。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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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李合肥身后的悲惨遭际相比，段合肥没回故乡安葬还是很侥幸的——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昏头时代，李鸿章陵墓竟被本地“人民公社”组织社员捣毁，厚实而珍贵的棺椁当成了炼钢用的燃料，棺内所有的东西——十二块金砖，死者亲笔写的一册自传，一把宝剑，当然包括死者的遗骸——都被毁墓队伍或哄抢或丢弃。那面裹着尸身的金丝陀罗经被，完好如初，是慈禧太后赏赐的，被一户最穷的公社社员拿回家洗洗干净又当被盖了；那柄精美的宝剑，被县剧团拿去当了道具，后下落不明。至于李氏与爱妾的两具遗骸，早就七零八落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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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李鸿章陵墓”，是个完全新建的“文物”，而且，比较粗糙。墓中无棺倒是其次，地表建筑即光鲜得让人摇头——从光绪皇帝题匾的石牌坊的朝向，到墓前翁仲的雕刻，实在乏善可陈。真的原物，只有三座残损的御制巨碑，但被摆在了一起，由原先的赑屃们驮着。重黏起的碑身上，字全都漫漶难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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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新修建的合肥市李鸿章墓园里的两幢下马石，是段氏墓地仅存的旧物。摄于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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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在北京看过的段合肥的墓，不由得替老段暗自庆幸——幸亏没归葬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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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28：文武北洋·枭雄篇（重编版） [:170620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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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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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南下上海前，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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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四任国务总理，一任最高执政，共五度下野。每一次下野，人在津门，情系京华，胸中依然千军万马乱蹬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不无关系，像德国人一样严谨的他，也像德国人一样喜欢鹰的形象，北京的段公府里，就有雄鹰展翅的雕塑立于院内的假山之上。不过，退到天津的他，已经是一只折断翅膀的鹰，虽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尽他眼中的兔鼠之辈，可是气力已经耗尽。上苍不让一个并不具备足够体魄的生灵在政治的天空中盘旋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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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们和逊清的帝王将相一样，喜欢天津，除了因这里有连片的外国租界可以保障其人身安全外，还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进可退——进可当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对段祺瑞他们来说，还有更深一层，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们这伙人都是从天津起家的。当年，跟着袁世凯在津郊的小站练兵，才有了飞黄腾达的后来。所以，北洋军人们对海河畔的这座充满洋味儿的城市有着割舍不尽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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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一生最佩服的人，即袁世凯，当然除了袁氏帝制自为的最后那一年光景。与袁相识，实是段氏人生之大幸。北洋人士回忆过，大到为人处世，小到言谈举止，段氏都在有意无意地模仿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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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能到袁世凯手下当差，要感谢他在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正因袁世凯奉诏小站练兵，请好友荫昌推荐得力之人，段祺瑞才有幸成为袁氏的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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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昌，满族正白旗人，是清国出外学习军事的前辈，曾赴德国学习。这位两度出使德意志的钦差大臣和前贵胄学堂总办，还是赴德学习军事的五位学生的督学，他只比段祺瑞大六岁。得光杆司令袁项城的请求后，他便将自己的优秀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一并推荐给了袁。袁司令喜得北洋学堂的“龙”、“虎”、“豹”（王士珍、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绰号，一说冯氏为“狗”），虽均无乡谊，却视若股肱，各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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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站的旷野上，新军按全新的德式建置迅速崛起，数年后，成为清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进而成为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集团，即所谓的“北洋集团”。段祺瑞为该集团主要的支柱之一，并在袁死后成为核心，最终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这个结果，是早年从安徽来山东当兵的那个艰苦跋涉的小伙子怎么也没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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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悍的袁氏手下，坚毅且寡言的段氏不仅改变了官运，而且也改变了“家运”——三十六岁那年，他随出任山东巡抚的老袁到济南任职时，原配吴氏在济南病故。袁大人于痛剿拳匪（义和团）的军务之余，成人之美，将一直住在自家的干女儿张佩蘅许配给段氏为继室。张姑娘的祖父是已故江西巡抚张芾，其父随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剿捻时阵亡，属大清国的烈士遗孤，被袁氏收养家中，一直未逢合适郎君，嫁给段祺瑞时，已经二十六岁，是超级剩女了。段、张结合，使段祺瑞成了袁世凯的干女婿。老袁最疼爱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袁家的兄弟姐妹都称段为“大姐夫”。亲不亲，一家人。在外人看来，袁与段公私难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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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段祺瑞虽感戴袁世凯，但也有自己的做人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被知遇之恩和赐妻之恩所融化。只看袁氏称帝时他拒不合作的种种强硬表现即可窥知，在原则问题上，段氏决不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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