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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历史感，让人恍若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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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原先是主人的起居室，现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侧两个门分别是“校长办公室”和“党总支”，闻屋内有人语，我们未便打扰；左侧是两间大教室，空无一人。正面是临街的房间，门口嵌着“演播室”标志牌，无疑是为电气化教学所新建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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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人上课。即使有，还要学模仿苏联人口气所写的中国近现代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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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虽然喜欢天津，但几次下野回到津门，都那么地不情愿。头一回是被继老袁当大总统的黎元洪给气恼了，为是否参加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黎的总统府与他的国务院的矛盾公开了，结果是他尴尬地离开京城。第二回，直军打上门来，他不得不让出政权回来避难。最后一次，他干脆被反复无常的冯玉祥的大兵轰出北京，和昔日的对头黎元洪一样，成了天津租界里的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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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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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寡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后来推崇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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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好动的北大学生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选的军人。对一向乐与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头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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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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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南方“赤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北洋各派内耗加剧，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其声望骤降至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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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众口铄金的人民公敌。鲁迅恨恨说过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成了共和国时代的警句。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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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其前因，竟还是与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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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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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先从冯玉祥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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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氏所领导的军队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出现以前国内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劲旅，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守卫大沽口时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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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而且还要分离出新疆，然后，在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按苏联人当年定好的口径，我们的教科书现在还说此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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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神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他伺机夺取北京政权。恰好，段、孙、张三角同盟的金钱也送到门上了。于是，冯氏就没辜负国内外各方之热望，于当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趁本军统帅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亲率大军与奉军激战之时，一举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倏然改变了中国政局，直系组阁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数出牌的冯氏，甚至还把逊帝溥仪驱赶出宫——当年，正是靠与清室达成的优待清室的协议，清王朝才答应拱手让出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内乱，但到了冯氏手里，中华民国却一点儿信誉也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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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折腾下来，冯玉祥成了拥有国家事务话语权的一流巨头，成了与蒋介石齐名的赤色将领，“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时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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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如此折腾，但还是轮不到冯玉祥组阁。直系的对头、现时的盟友“奉张”，就不会容忍“赤化”了的冯氏独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孙中山也不愿“北赤”独享国政。无奈，冯氏只好与“奉张”、国民党联合捧出更具资格的段祺瑞出山。于是，是年11月，老段离开天津，重登北京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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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连冯总司令也没有料到，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他不过是斯大林下的国际棋局上的一个车或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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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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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见了吧？人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纯国民党政府”，他这个拿水龙为全军将士集体洗礼的“基督将军”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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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刚烈的段祺瑞主政后，与另一位也绝非软弱之辈的孙中山闹翻，孙号召本党党员抵制本届政府，此内阁才没顺着苏联人的意思成为斯大林式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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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第二年，冯氏就与“奉张”反目成仇。为争夺华北，两支同盟军眨眼间成了敌军，退避湖北的吴佩孚、占据天津的李景林、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又组成讨伐“北赤”的直鲁联军，与奉军共同对冯氏的国民军开战，直隶各地，包括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尽管苏联政府加大了对冯军的支持，但寡不敌众的国民军仍节节败退。反叛“奉张”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呼啸而起，又被张作霖残忍杀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战争仍未结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佯称出洋，实则躲在西北于幕后掌握着他的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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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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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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