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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在这玉泉山下购买墓地，是绝好的选择，因死者生前所崇敬的关羽，死后即曾在“玉泉”显灵；而葬子玉于玉泉山，又正可彰显故人洁如白玉的品格。只因囊中羞涩，吴墓工程就只能够量入为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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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年，“北平”又改称了“北京”。就在共产党建国后的第十五天——1949年10月15日，吴之二夫人张佩兰病逝于什锦花园，被嗣子吴道时送进墓室内与吴佩孚合葬。其时，吴道时已把十余年前死去的生父吴文孚的坟迁到吴墓旁。两年后，这位“兼祧”的儿子亦辞世，被运乾、运坤兄弟安葬于此墓前。1957年秋，吴道时的生身母亲（亦即吴佩孚之弟妻）陈佩秋病故，与文孚合葬，她成了入土此墓地的最后一位吴氏家属。又过了九年，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率先在北京开始，“反动大军阀”的墓首当其冲，墓庐被捣毁，墓穴被凿破，棺木被打开，尸骸被抛弃……红色风暴摧毁过后，就只剩下这座空空如也的水泥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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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青岛后，我从《北京旧闻丛书·京西名墓》中又查到了一点相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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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四周有松墙围护，墓前立着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将军吴公之墓”，松墙外边立一块“吴佩孚墓地”指示牌。吴佩孚手下一位师长，在墓地建成两间丙舍（即陵墓旁的小屋），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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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墓里发出的声响，莫非就是那个自愿为吴大帅守墓的神秘长者的絮絮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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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的人格魅力，确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证：北伐军攻坚武昌时，一位吴军的军长死守城中直至被俘。胜利者责其不该为吴氏卖命，该军长却答：吴大帅的主张可能不对，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对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为他而战。胜利者感其对吴氏的忠义，非但未加害这位军长，反而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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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重义，义薄云天。无论是那位守城之将，还是这位守墓之将，能对故主如此忠心，该是何等的坚忍啊！那位败军之将，后来穷死津门；而这位守墓之人，却不知所终，结局无法不令人悬想：试想一下，一位孤独无援的神秘老人，默守着故主的一丘圆坟，春秋倥偬几十载，不惜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是怎样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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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上的吴佩孚墓，突兀而残损，墓身上“文革”时被凿开的洞赫然在目。摄于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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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怅然回到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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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吴墓，空寂于荒原之中，周围只有寒风狂摇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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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硕大的馒头，更不是什么碉堡，而是活脱脱一具坚挺的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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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上圆下粗，茁立于天地之间，任寒流摧之暖风熏之，却坚持着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条生命之根！好刚强的一道旷野奇景！诚若当年蒋中正先生所赞：“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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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困居白帝城时，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门长歌当哭的杜甫一样，吴佩孚也在悬崖上面对茫茫大江抒发过连篇的感慨，他的长诗《万县西山放歌》的最末一篇，是一首很悲凉的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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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容吾一抔土，不须伐石姓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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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豪几坟茔，茫茫烟蔓寻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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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村野，斜阳荒冢，能不暗惊这位吴子玉先生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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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吴佩孚的墓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上“淘”得了一本线装的小册子，发黄的封面上题着《日食参考说》，作者署名“吴佩孚”，名下附一红章，是阴文“吴佩孚印”。摊主索价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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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暗惊与这位山东老乡的频频相遇，便从塑料套中取出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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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扉页，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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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于北京什锦花园一一号公馆客厅亲赠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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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死前半年题赠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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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泉其人，恐系山西政坛元老、阎锡山的老哥们儿温寿泉也。温氏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名扬一时的“乱党”骨干，辛亥革命时他在太原与阎锡山共同领导了晋省的光复，阎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任副都督，足见其功劳之伟。南京政府建立后，他被授予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部中将参议，淡出军政界，后在晋军主力傅作义部任高级顾问，估计挂名领薪而已。抗战爆发后，京津一带正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温将军在自家的地皮上造访什锦花园的主人是很自然的。温先生后来并未跟老友阎锡山步步南撤，倒是跟傅作义留在了北京。共和国成立后，傅将军被共产党人尊为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温则成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于1955年病逝，终年七十五岁。以其人终老于京华寓所、大陆又迭遭政治运动洗劫来看，此书流散于坊间亦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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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此书的真伪了，只想把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一并收藏起来，便以二百元的还价成交，欣然成为此书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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