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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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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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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族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伯爵李顿（Robert Lytton）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九一八”真相之前，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完成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是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中国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之外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2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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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座豪宅保持了文化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共和国时期的1957年，图书馆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化大革命”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在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待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的“白纸黑字”。到1970年，东北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专业作家（诗人），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前大帅府里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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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90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且行且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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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辟为对公众开放的场馆，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地。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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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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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学良只是这个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户主一直登录的是“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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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9月，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最后在天津和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外，十多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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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为寇的经历。其实与他当“胡子”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前清时，他从甲午战争时的哨长做起，历巡防营统领、关外练兵大臣兼二十四镇统制；进入民国，他更是以奉天督军衔执掌东三省的最高军政大权。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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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镇压奉天“乱党”之举。不是他的搅局，东北的光复要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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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防近千华里之外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听说省城里的革命党欲起事后，竟率全部七个营的兵力挺入奉天城“勤王”，即保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地位。这一次，直觉让这个“省军区”的“旅长”大获其利！他平息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梦想，一跃成为奉天全省最有权势的军事长官。尽管其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革命党人所诟病，但东三省未经动乱而平稳过渡到民国，却不能说与他无关。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换的是头上的帽子，不换的是拥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真是“换汤不换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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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作霖头一回晋京接受国家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奉召晋见大总统，一见到袁世凯，便跪地咚咚咚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数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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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奉军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逊帝溥仪时，他仍翻身便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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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括号内除特别声明者外均为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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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的岳父）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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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原注）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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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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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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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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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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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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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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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谕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乃至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是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子忠孝节义，是只认实力的一介武夫，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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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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