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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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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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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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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置办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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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遂斥巨资购之。得此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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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曾气吞山河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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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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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入京后，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得到苏联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蒋介石之北伐军）与“北赤”（冯玉祥之国民军）决一死战。搜查苏联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过激党首领”，也都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对外谈话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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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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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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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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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帅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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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南赤”、“北赤”已经合成一伙儿并不再相信苏联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晋军阎锡山所部，四个方面军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进。会师徐州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进攻令，战事因之变得空前惨烈——北伐军推进到山东境内后，遭遇到安国军两位副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的近三十万的直鲁军的抵抗。北伐军步步为营，直鲁军节节败退，退至济南时，日本人借口保护在鲁日侨安全，竟擅自在青岛登陆后径赴济南屠杀北伐军外交官与士兵。南北双方的战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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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作霖权衡再三，选择了退避——放弃大决战，把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既可专心经营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越来越凶险的胡作非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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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共和国的教科书上说到“反动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一节，用的全是贬义词，不是“仓皇出逃”，便是“被迫撤离”。用梁实秋、鲁迅他们打笔仗的话说，这很不“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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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离京前，安国军并未被打垮，败退的只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安国军主力部队奉军在直隶、察哈尔、绥远和豫北地区与各路“党军”对决，按奉军将领于学忠的话说，是“旗鼓相当，时有进退”。戍守京津的奉军尚未与北伐军接火，而留守关外的奉军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说，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与“党军”决一死战，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权位，则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万大军与国民党军死磕，北洋时代或可延续下去，中国版图上是否于20世纪前期重现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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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傅兴沛，在共和国初期，当过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北洋人士话沧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记录过傅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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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傅兴沛说：正当安国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开入胶东青岛，继而进占济南。张作霖等考虑国家前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义，曾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决定由秘书长任毓麟、外交总长罗文干主持，分别向日本政府和驻华使馆及其驻屯军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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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要紧的一段史料线索！可是，竟从来没有所谓的“正史”提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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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见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犯，西边的阎锡山亦加紧向北京压迫而来，见大势已去，张作霖不愿糜烂京津地方，才决定将安国军全部撤往东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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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20日他主持军政会议定下撤离，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专车，十余天的时间里，他拜会并宴请京城绅耆名流，接见并回访各国公使，甚至筹划将故宫里的文物悉数带回奉天保存，以防蒋介石把这些珍宝卖给俄国人换武器来攻打自己。只不过，在掌管故宫钥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劝说后，他才打消此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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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外交使团和绅商代表之邀，他还安排一旅军队留京维持治安以待“党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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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与关东军草签的一份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出关的奉军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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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对此有详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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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城留守军力薄弱，人心惶惶。张除电告吉、黑两省速派军队救援外，并拟在危急之时逃往旅顺或大连暂避。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其司令白川义则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时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笔者注），通过张的日籍顾问野町武马约张作霖会晤于南满铁道会社所设的沈阳旅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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