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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帅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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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南赤”、“北赤”已经合成一伙儿并不再相信苏联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晋军阎锡山所部，四个方面军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进。会师徐州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总进攻令，战事因之变得空前惨烈——北伐军推进到山东境内后，遭遇到安国军两位副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的近三十万的直鲁军的抵抗。北伐军步步为营，直鲁军节节败退，退至济南时，日本人借口保护在鲁日侨安全，竟擅自在青岛登陆后径赴济南屠杀北伐军外交官与士兵。南北双方的战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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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作霖权衡再三，选择了退避——放弃大决战，把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既可专心经营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越来越凶险的胡作非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保存实力，以待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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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共和国的教科书上说到“反动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一节，用的全是贬义词，不是“仓皇出逃”，便是“被迫撤离”。用梁实秋、鲁迅他们打笔仗的话说，这很不“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音译，意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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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离京前，安国军并未被打垮，败退的只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安国军主力部队奉军在直隶、察哈尔、绥远和豫北地区与各路“党军”对决，按奉军将领于学忠的话说，是“旗鼓相当，时有进退”。戍守京津的奉军尚未与北伐军接火，而留守关外的奉军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说，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与“党军”决一死战，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权位，则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万大军与国民党军死磕，北洋时代或可延续下去，中国版图上是否于20世纪前期重现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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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安国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傅兴沛，在共和国初期，当过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北洋人士话沧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记录过傅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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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傅兴沛说：正当安国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决战之时，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开入胶东青岛，继而进占济南。张作霖等考虑国家前途，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义，曾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决定由秘书长任毓麟、外交总长罗文干主持，分别向日本政府和驻华使馆及其驻屯军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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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要紧的一段史料线索！可是，竟从来没有所谓的“正史”提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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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见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犯，西边的阎锡山亦加紧向北京压迫而来，见大势已去，张作霖不愿糜烂京津地方，才决定将安国军全部撤往东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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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20日他主持军政会议定下撤离，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专车，十余天的时间里，他拜会并宴请京城绅耆名流，接见并回访各国公使，甚至筹划将故宫里的文物悉数带回奉天保存，以防蒋介石把这些珍宝卖给俄国人换武器来攻打自己。只不过，在掌管故宫钥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劝说后，他才打消此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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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外交使团和绅商代表之邀，他还安排一旅军队留京维持治安以待“党军”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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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与关东军草签的一份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出关的奉军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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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对此有详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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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冬，郭松龄反奉时，……奉天省城留守军力薄弱，人心惶惶。张除电告吉、黑两省速派军队救援外，并拟在危急之时逃往旅顺或大连暂避。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奉其司令白川义则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达沈阳（时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笔者注），通过张的日籍顾问野町武马约张作霖会晤于南满铁道会社所设的沈阳旅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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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以郭松龄率军叛乱，主动向张作霖说：如需关东军帮忙，请勿客气，尽管提出，我们可以用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为理由，叫他不能前进，必要时还可派关东军出兵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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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吉、黑两省部队虽已出动来援，但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于是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提出，让翻译田中念给张听。张听完了即不加考虑地完全答应，随即在上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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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过后，罗靖寰等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副领事田中喜市进行正式谈判时，发现日本人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其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将吉林至敦化的铁路延至图们江与朝鲜铁路接轨，洮昌道各县设日本领事馆。罗向张汇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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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我原来认为让日本人租房地做点买卖，同意他们在延吉、珲春派驻几个警察管理朝鲜人维持治安，那有什么关系呢？不料内容是这样啊！你们的报告和解说，跟我当时听到他们念的根本不一样！”随即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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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了！日本人乘人之危时念给张作霖听的，与事后提交的正式外交文件，“根本不一样”！所以，张大帅嘱咐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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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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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张大帅的指示，罗靖寰等人一直以拖延战术敷衍日本人。此次张作霖要回到奉天了，日本又乘虚而入，逼他在那份既是欺诈又是霸王的条约上正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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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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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听到张作霖大声嚷着说：“你们这样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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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使节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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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定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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