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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行 新堆起来的假山，山洞口的石匾却是真的，图为张作霖手迹“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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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第一次入关，以在直奉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退回关外的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他把政治中心从四合院移到了新落成的大青楼。一楼西侧，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东侧三大间屋都是他的会议室兼会客室，此后，奉系的所有大事，无不是在此议决的。史料载，奉系军政高层，每每开一会儿会，抽一会儿大烟。所以，屋里应该有古色古香的烟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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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会议室中，尤以东北角的“老虎厅”有名。老虎厅因屋里曾摆放着两尊东北虎的标本而闻名。这是张的把兄弟、奉军将领汤玉麟送来的装饰品。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摆在有些昏暗的屋里，曾让好多求见张作霖的客人自始至终心神不宁。那个美国记者鲍威尔当时坐在沙发上，背后的虎须拂着其后脑，写那本回忆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令人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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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大帅府上上下下胆战心惊的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深秋，张作霖差一点下令一把火烧了这座偌大的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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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奉军正与把持京津的“北赤”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激战，深受张氏父子信任的奉军第三军副军长兼京榆司令部副司令郭松龄突然前线倒戈，将张学良任军长的所部七万大军编为“东北国民军”，杀回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暴怒中下令将一味纵容郭松龄的第三军军长兼京榆司令部司令张学良“军法从事”！好在老将们力劝老帅息怒，之后他又改令儿子戴罪立功将部队拉回来，“少帅”这才保住一条小命（时年二十四岁）。之后几天里，张作霖终日在这属于他的那几间屋里憋屈着，忽而横在烟榻上吞咽苦果，忽而下地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眼见叛军逼近，他不忍毁了奉天城，便做好下野去大连的准备。他一边大气地嚷嚷：他郭鬼子不就是想当东三省的家吗？都是自家人，我下野，他来干好了，何必大动干戈？一边又命令工兵将几卡车的煤油与木柴运来，准备撤退时焚毁此院，以免家园成为叛军的战利品而使自己蒙羞。所幸日本关东军找上门来，以划定双方不准交战范围的方式限制了郭军的进展（此密约也给张作霖带来杀身之祸，后面再说），大批奉军自东三省各地调来又抵挡住了郭军的进攻，更兼张学良派飞机满阵地撒传单扰乱了叛军人心，一夜之间，叛军全线溃败，郭氏夫妇被俘并被就地处决。大帅府这才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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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厅”真正骇人的是在张作霖死后的第七个月里的一次谋杀——老帅的头号心腹，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常荫槐，竟被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命人枪毙在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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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杨常”成为震惊一时的事件。通常的说法是杨、常二人结为死党，勾结日本人，反对张学良易帜——所谓“易帜”，即是将在东北一直不肯降下的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换为象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第二天，即向国民政府通电，称死者“破坏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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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杨、常二人以振兴奉系为己任，痛恨张作霖的长子整天抽鸦片泡靓妞且不按时坐班的窝囊样，数次批评甚至讥讽张学良，惹恼了年轻气盛的“少帅”，这才招来杀身之祸。以杨宇霆的从政、治军能力，也许能为统一后的国家做更多的事，但却终因锋芒毕露而夭折了性命，死时才四十多岁，想想也挺可惜。尽管张学良厚葬了这位奉系的重量级人物，又优抚了其家属。但人都没了，悼词写得再好又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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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老虎厅”自然没了老虎。张作霖死后的大青楼，成了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楼。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颁给张学良的一些威名赫赫的官职，如“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委员”、“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他也都是在这大青楼的一楼里接受的。他接受了这些职务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奉军也随之消失了，成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老虎永远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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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大修的大青楼，所有的门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换上。透过遮在窗上的厚塑料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别有风姿的小红楼——刘禾说，那就是“赵四小姐楼”，张学良专门在大帅府东墙外给女友赵一荻盖的一座日本风格的红砖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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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体验一下七十多年前张大帅在大青楼上俯瞰全沈阳城的豪迈心情，想窥一眼那个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贞的赵四小姐的孤苦，还想逐屋看看当年大帅夫人们及孩子们居住的房间，便一个人迎着咚咚乱响的施工噪音，摸索着上了二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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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们正在屋梁上轰轰烈烈地干活，一地钢架、木板让人很难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转了每一个房间，每一层阳台。直到楼下的工头显然是冲着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着宽大的老式楼梯返回楼下。大青楼东侧，有个已成残垣的西洋水池，显然是与这幢罗马式建筑同时建造的家中一景。张作霖这个最远只到过北京城的东北爷们儿，竟有建西洋式家园的审美眼光和勇气，可见思想并不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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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青楼的高台下怎会有座小庙呢？高楼与小庙，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协调。趋前去看，门口墙上有标志牌：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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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紧闭，我只好趴在门缝上朝里面看去。这是一座极静谧的庙，只三间青砖瓦房，却是雕梁画栋，楹联完善，似刚刚修缮完尚未开门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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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张作霖揭竿于绿林时，曾连连失利，有几次甚至险些丧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要一生供奉关帝。张作霖立时跑到附近的关帝庙烧香磕头。打这以后，张作霖总能逢凶化吉，便对关帝愈加崇信，逢年过节一定要去关帝庙朝拜。他建成此宅后，就在大院的东北角修建了这座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过节时，才准自家人进入。他把关老爷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灵位也摆进了东殿。这里成了大帅府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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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书上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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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张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难处理之事，尤其两次直奉战争及进兵北京之前，一定要进庙毕恭毕敬地摆上供品，举香长跪，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还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积点阴德。您老看我还行就保佑我，帮助我铲除恶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专门服侍您。”张作霖这些话极为恳切、感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张作霖官运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云直上，直到坐镇北京，都是有关公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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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民间传说更为离奇和神秘。有人说大帅把家搬到北京，对帅府的关帝庙有所怠慢而酿成杀身结局；有人说北京顺郡王府里没有关帝庙，因而坐不稳北京金銮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张作霖传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显赫地位，崇拜关帝、供奉关帝也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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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关帝庙已经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门上挂着一把锁。伏在门缝朝里瞅，既无人迹，又无香火，只一伙儿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词地争辩着什么。好一道清净无为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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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早辞大青楼，此地唯余关帝庙。七十多年来，这里的主人一直被认定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探讨他究竟为何而殁的声音，一直如同这深院里的雀儿吵，不到近前，你是听不到其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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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府东门，已经被一堵墙拦在了院子外面，出大门转过去探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居民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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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大帅的棺椁就曾停厝于东大门内的东厢房里，未待抚顺那边的陵园建好，“九一八”事变猝发，大帅府和张大帅的僵尸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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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知道死者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阳的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大帅的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操办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送葬行列长达一里地，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张作霖生前在原籍驿马坊为其母购置的墓地，将他在原配赵氏墓前安葬，并将两墓合为一座大坟，植松百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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