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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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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天下同时存在许多小国，大家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虽然有事，但至少没有搞到对邻国必灭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么，这个年代大概就会被称为各国独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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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欧洲加起来，和中国是差不多的面积，却至今同时存在那么多国家。但并不必说，欧洲是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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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裂”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其默认的前提是，只有统一状态，才被认为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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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是欧洲先进中国落后。国人痛苦地面对这个事实，于是有了各种反省。反省的过程里，想象力简直发挥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有趣的是，照有的反省家的说法，缺乏想象力，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弊病）。比如有了一种说法，欧洲独立而竞争的小国，给欧洲提供了充分的活力；而大一统的天朝，就不免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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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本身倒还不失为理解问题的一个视角。但问题是有人还进而质问，中国人一听说分裂就愤怒，却从来不反省，为什么一定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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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赤裸裸的诬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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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周制还是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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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和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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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的特点，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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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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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秦汉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各地的独立意识也还相当强。降及东汉末，四百多年大体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得比较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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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汉末到魏晋，很多人都开始反省了。比如编年体断代史《汉纪》的作者荀悦，比如曹魏的宗室曹元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堪称一代文豪的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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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有一篇论文，叫作《五等论》。因为根据儒家讲述的历史，周朝的封建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所以“五等”也就是封建的别名。其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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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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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是分析人性。大概意思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让天下人都得利。所以，满足大家的利益，才符合天子的利益。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大家的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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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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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该把天下分割成一块块的，封给那些诸侯（“诸侯享食土之实”），让他们世代相传（“万国受传世之祚”）。于是，诸侯知道这些土地实实在在就是自己的，一定会用心打理，也就会善待土地上的人民（“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人民知道这家侯爷会世代统治自己，也就会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于是，和谐美好（“世平足以敦风”）而抗风险能力强（“道衰足以御暴”）的社会，也就构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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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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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有的反思家说，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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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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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最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期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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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等人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但问题是，他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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