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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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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有的反思家说，18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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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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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这篇文章里还提到：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最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期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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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等人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但问题是，他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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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分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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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封建制。普天之下，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西晋的诸侯国从根本来说还是和周制下的那种有很大区别的，错就错在皇帝不该再给诸侯王军事权力（当时的说法叫“都督某地诸军事”）。好吧，虽然他们把这事儿说得有点绕，但结果也没啥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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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事实上独立的地盘的王爷们，很快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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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自相残杀，屠戮殆尽之后，各族胡人登场。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但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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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纪，短短一百年间，将近二十个政权，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纷纷迅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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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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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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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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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于何时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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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建立的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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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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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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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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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年亡于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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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前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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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刘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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