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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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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五百七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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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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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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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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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倒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地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其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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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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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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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差一点变成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的许多中央官员是如此短视：如果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哪怕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他们也视为浪费；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即使在其盛世，东汉财政也异常吃紧，以致不得不时时面对“眼前疮”与“心头肉”之间的艰难抉择：西域也许是“心头肉”，填不满的财政窟窿却是“眼前疮”，前者重而缓，后者轻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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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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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社会而言，这大概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但政府如何筹措传统的边疆政策所需的庞大开销，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行政官员的创造力倒也不容小觑，很快，一个聪明的法子被想出来了：既然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那就利用他们戍守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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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和西北，南匈奴是对抗北匈奴的重要力量。聪明的汉人将军，都善于利用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段颎将军对羌人的大屠杀，执行者也正是羌人。在东北地区，汉朝利用乌桓来对抗鲜卑，后来又向鲜卑人购买北匈奴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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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整体上汉朝实力还占据优势，这些少数民族都还乐于用屠刀挥向自己的同族兄弟并无顾惜。即使没有汉人，游牧人也本来就这样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游戏，现在游戏还有赏金，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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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收效良好而成本颇为低廉的方案。当然，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正采用着同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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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不论是中国还是罗马，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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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竟似乎并非文学描写。实际人口当然不止此数，但类似赤壁之战这样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军队数加起来，竟不超过二十万（《三国演义》中“八十三万人马下江东”的故事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也足可见人口之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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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的胡人和这些惨剧当然并非全无牵连，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损失不大。其结果就是，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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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先生比照了多种人口史，修正后得出的境内外人口数的比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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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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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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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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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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