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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内地居民也许根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哪怕国家的征发是完全合理的，在他看来也是对日常生活莫名其妙的打扰。何况即使目标合理，征发过程中也会充满了执行官吏的暴虐和讹诈，所以完全合理的征发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存在。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毫无斗志的农民茫然地走上战场，以几十倍、数百倍的人数，却在出现时如天空坠落、离去时如闪电飙逝的游牧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实在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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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即使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至少足够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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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胜利的前提是，此时对游牧者而言最重要的发明马镫尚未出现，骑兵战术的优势，尚未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刚刚经历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汉军将士的英勇奋锐，历代王朝难有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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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代价仍极其惨重。元狩四年（前119）那次最重要的胜利，相应的自身损失是“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马匹的损失使得巅峰期的汉军失去了追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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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汉军的战斗力除了来自卫青、霍去病等人的天才指挥和高素质的战士（号称正面对抗胡人可以以一敌五），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那架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后来的一份奏章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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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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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台行政机器居然硬是克服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完成了对前线的支持。当然，无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头无休止地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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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损失来自战场之外，史书中写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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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反击匈奴的动员，不但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化为乌有，汉武帝还可说是用尽了流氓手段在发掘新的财源。最终，国家掌握的户口，减少了一半：两千万人消失了。我们不知道这当中有多大比例是在频繁的征发徭役中死去，又有多少人是为了逃避这些征发而背井离乡地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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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长期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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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草原存在，游牧人的战斗力就不会减弱。至于他是叫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则根本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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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四、起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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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就已经是一个收缩型的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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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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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五百七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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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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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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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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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倒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地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其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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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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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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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差一点变成事实。一方面，这说明了当时的许多中央官员是如此短视：如果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哪怕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他们也视为浪费；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即使在其盛世，东汉财政也异常吃紧，以致不得不时时面对“眼前疮”与“心头肉”之间的艰难抉择：西域也许是“心头肉”，填不满的财政窟窿却是“眼前疮”，前者重而缓，后者轻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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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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