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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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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因此而“大悦”。如果真是这句话让他对继承人有了信心，那他对刘邦的态度，也真是只有用“粉丝”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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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石勒学汉高，终究没有学个十足。至少，大肆屠戮功臣一条，他是绝没有做到，天下未定的局势由不得他这样做。正是因此，石弘开创不了汉文帝那样的治世，结果倒更近于明朝的建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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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死后不久，中山王石虎篡夺了帝位。石勒的帝国的寿命，不但比不了高祖光武，连他所瞧不起的曹操和司马懿、司马昭，也都胜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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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王导和司马睿——去南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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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及性的杂谈文字，不能如学术文章一般详注出处。不过仍应说明，本文中的部分内容，只是对陈寅恪的《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的白话译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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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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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元年（304）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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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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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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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地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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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邪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如果能侥幸留得一命，那他们多半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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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邪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邪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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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邪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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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邪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分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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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人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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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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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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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地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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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抑或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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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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