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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南方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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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王导的伯祖父王祥曾经率领族人，在庐江隐居二十多年。隐居是诗意的说法，真实的原因当然是躲避战乱。庐江是魏吴两国势力交界的地方，因此，琅邪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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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到建邺之后，最初一段日子过得相当冷清。作为政府派驻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等待着当地名流来拜谒自己。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竟然无人对之加以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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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琅邪王再不引人注目，但是要说吴地人士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或毫不介意，一样也不合情理。但问题是，他们也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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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元年（307），中原的局面看起来也还没有坏得不可收拾，相反，倒是有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新皇帝即位，让人们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朝廷内外的各股势力尽管仍在明争暗斗，但王爷们抡刀动枪的自相残杀却已经停止。面对各地的叛乱，政府军在战场上也还有能力取得一些胜利。所以这一年，在中央任司徒之职的王衍布置退路，营三窟之计的时候，也仅仅考虑到“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有负海之险”的青州，江东地区，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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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北方的政府还足以应对危局，司马睿就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调走的地方官员。江东士人也就不必对他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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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原的乱局，江东士人本有观望的传统，东汉末年即是如此。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说这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政权，只需要这个政权能够保障自己的家族利益即可，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自己人中推出一个称孤道寡的人来。孙氏家族尽管籍贯是富春，但出身寒微，不被各大姓看作是自己人，何况孙坚父子又是以袁术部曲的身份，杀回江东的。当初，经过漫长的磨合，顾、陆、朱、张这些大家族们接受了孙吴政权，现在，他们未必不希望再有一个孙权出现。事实上，在司马睿之前，一个叫陈敏的人，也向江东士人寻求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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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当时任职于广陵，平灭了当地的叛乱后他有了割据江东的图谋。江东士人们对陈敏显然不抱太大的希望。也许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接受陈敏的任命，但以顾荣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到陈敏身边任职，以便不至于和他关系完全搞僵。顾荣在试图讨好陈敏的时候，曾明确把他比作孙权、刘备，而吴士最终彻底放弃了陈敏，也是因为确认他不足以“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桓王指孙策，孙策谥为长沙桓王；大皇指孙权，孙权谥为大皇帝。可见，江东士人们并不认为陈敏可以比肩孙策和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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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陈敏事件，无疑也会使吴士们在选择归附对象的时候，越发地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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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幕是著名的。那一年的三月初三，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联络了自己的族兄王敦，以及其他北方流亡来的名士，烘托着司马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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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三在当时是格外重要的节日，修禊祓除、曲水流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后来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描绘的即是这一天的景象。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上肩舆，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诸名士骑马侍从。江东人士见此景象后都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地在道左下拜。然后，王导建议司马睿派自己去拜访了吴士的领袖贺循、顾荣。终于，这两个人都接受了司马睿的邀请，这之后，吴地的士人，也就纷纷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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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故事性的记载，真实与否，历来容易为人所怀疑，何况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诸多史实也确有难以合榫之处。《晋书·王导传》中记载：“及（司马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据文意，观禊事似当在永嘉二年的三月初三。《资治通鉴考异》以为，王敦至建康，应是永嘉四年之后的事，“睿名论虽轻，安有为都督数年而士庶莫有至者！陈敏得江东，犹用周、顾以收人望，导为睿佐，岂得待数年然后荐之乎？”因此《通鉴》写这段，把时间放在永嘉元年九月，并删去王敦。实则如果此事真在永嘉四年，亦未必不合情理。永嘉四年洛阳倾覆在即，吴士才真正除了归附司马睿别无选择。之前王导对他们不是不推荐，而是推荐了人家也未必肯来。至于江东士人们何以对陈敏竟比对司马睿还热络些，更不难理解。陈敏是军人，对吴士曾屡动杀心，司马睿却不会有此种行为。“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也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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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然而，它确实真切地反映出王导在司马睿身边的作用，以及此时南北士人们的心态。北方的名士翼戴司马睿，这样盛大的排场固然对吴士颇具震撼力，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当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北方的局面将会好转，这些大家族的名流，很快就会有回去的一天，又何必如此奉承这样一个皇室疏宗的王爷？而如果中原的形势已经绝望，除了拥戴眼前这个人，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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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是司马睿身边最重要的人，或者说，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王导，才是王马组合中真正的关键人物。然而王导似乎并未做出多少业绩，在他的传记里，甚至难以找出几件值得称道的具体事件来。能看见的，倒是不同的人物一致对他作出高得惊人的赞誉。司马睿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北方流亡来的士人则交口把他比作管仲。永嘉五年（311）洛阳倾覆，这前后他们潮水般涌向江东，很多人刚到建邺的时候感到不安，觉得这里根基微弱，随时将会步中原的后尘，但是见到王导之后，担忧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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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强烈的反差，使得有学者觉得，《晋书·王导传》只是一份谀辞汇编，“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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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当事人里，肯定也有人会赞同这个意见，比如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当时，按照王导的建议，司马睿从流亡过江的人中选拔了一批掾属，人数达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六掾”。“百六掾”中有多少人具备政治才能显得可疑，他们绝大部分出身高级士族，直到此时，仍保留着在中原时的旧风气，习惯逃避事务，只求得自己安逸。陈对司马睿说：“洛阳还太平的时候，朝臣们都认为尽心尽责是平庸，傲慢放纵是优雅，受这种风气的流行感染，国家才至于败亡。现在您的幕僚仍然如此，只怕会重蹈覆辙。希望从今以后，接受任职却又称病不负责任的，全部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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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点简单的考勤要求，被公认为苛刻，王导也不接受陈的意见。陈出身贫贱，在司马睿府中本来就是个另类。他这样义正词严而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越发使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结局总算还并不太坏，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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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没有提及陈登程时的心情，但愤懑和失望，大概不可避免。在他的心目中，王导无疑是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代表人物，最多算得一个滥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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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而是琅邪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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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就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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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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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司马邺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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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南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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