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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而是琅邪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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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就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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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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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司马邺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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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三、南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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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做好协调工作，王导确实精于此道。他拟定的那个“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十七字方针看似无甚新意，实际贯彻起来却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尤其是“抚绥新旧”一条，“新”是指刚刚逃亡过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说江东土著，单独安抚一面容易，同时取得他们的支持却有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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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的，王导让北方人觉得王马组合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很大程度也确乎如此），然后，王导动员各种手段，试图瓦解南方士族的心理防线。他是那种见面熟的人，交际场上的明星，善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世说新语》中的几则逸事颇能见出他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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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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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担任扬州刺史期间，宾客数百人的集会上，他没有让一个人受到冷落。当时的临海郡，治所即在今天的浙江临海东南，这位姓任的客人，当然是南方人。王导一句话“您来了扬州，临海便再无人才”，真是极大的赞誉，立刻便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至于在胡人面前，弹指的动作和“兰阇”二字，含义如何虽然不易确定，但效果同样显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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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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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天，刘惔去见王导，看见他用冰凉的弹棋盘放在肚子上降温，同时说着：“何乃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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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中，“渹”是冷的意思，“何乃渹”也就是“真凉快”。王导学作吴语，在北方士人刘惔眼里自然显得可笑，传到江东人耳中，喜剧效果只怕也一样强烈。然而，乡音亲切，这样做无疑是拉近了王导与吴士的距离，所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此举与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而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有着类似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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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与陆玩间的交往，许多例子要更加典型。王导向陆玩请求两家通婚，陆玩拒绝了，并且回复的刻薄程度，几乎接近关羽那句虎女不与犬子相配的名言：“小土堆上不长松柏，香草臭草也不会被放入同一个容器。我陆玩虽然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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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一向轻忽，以说玩笑话为乐。很可能，王导预料到他的拒绝，甚至也预料到会有一个刻薄的答复。但请婚仍然是必需的，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机会，让他的虚荣心在拒绝中得到满足，原也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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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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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2)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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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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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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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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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然十分轻易和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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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让司马睿转而代表南方的利益，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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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抚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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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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