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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从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群臣也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太子读书，皇帝交付给他的，是一部《韩非子》。众所周知，韩非讲苛刑峻法，讲阴谋诡计，讲君权大于一切，讲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根据韩非的逻辑，像现在这样一个各大门阀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政治格局，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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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兴元年（318）三月，即晋元帝司马睿正式即位的当年当月，群臣见到这样一份诏书。诏书的开篇，对古代传说中的（当然也是王导提倡的）清静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具体论述的部分，却透露出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的关注，以及惩办不法或无能的官吏的意图。到七月，新的诏书措辞变得严厉，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有法必依，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瞒的户口。尤其是，州牧刺史要互相监察，不得顾私亏空，如果下属官吏有不法行为，朝廷将认真追究其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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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刻碎之政”。此时王导名义上虽仍被推崇，实际上元帝却已经疏远了他。甚至于，中书郎孔愉说王导的好话，就因此被赶出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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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元帝推行这些政策的，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刁协和刘隗。刁协是渤海饶安人，出身二流士族；刘隗籍贯彭城，自称是汉代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东光县令而已，可见家世并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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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家族地位如此，毫不奇怪。元帝的新政策针对着北方大族和南方几乎全部士族，只有倚靠这样北方来的没什么根基的人物。史书上对刁、刘二人的评价很不友善，这固然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大概都出自他们的政敌之手。但很大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就是事实。刁协在八王之乱期间，先任太常博士官，随后又相继奔走于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东嬴公司马腾的门下，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才投奔了晋元帝。他喜好卖弄官威，借醉酒而辱骂指责公卿大臣的脾性，很可能来自大半辈子压抑蹉跎的愤懑。刘隗的履历表要单纯得多，但当年在洛阳，他也有被贵戚子弟排挤出秘书郎的经历。现在打击世家大族的时候，刘隗格外富于战斗性的表现，多少也会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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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委刘隗以刑宪，很快，大批名流纷纷获罪。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劣迹斑斑，罪名自然也绝不难找，已经被许多人忽略遗忘的儒家礼仪规范是最好的理由。居叔母丧而结婚，有罪；居叔父丧而嫁女，有罪；居丧期间请客，免官，削去侯爵；明知别人居丧而接受邀请，罚俸……在刘隗的弹劾下，汝南大族的周终于被免官（虽然很快又复职了），就连王导本人，也不得不打了一回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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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二、大将军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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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盛赞王导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马睿此时的冷遇，但是有迹象表明，他并不真的那么淡定。似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新政策，王导派出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调查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然而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王导只对刚巧也来复命的顾和的意见表示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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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和说：“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法网的漏洞，大得让吞舟的巨鱼可以脱身倒也无妨，至于关注舆论，明察秋毫，那可真是倒行逆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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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的反应，远比王导要激烈得多。他上疏夸耀自己兄弟在建立江东政权时所建立的功勋，从而向元帝抱怨王导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王敦称，这种做法已经使人心失望。甚至，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天下荒弊，人心易动”之类的言辞，这已经是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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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在元帝之前看到了这份奏疏，他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没有搞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他不想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把矛盾激化。所以王导把奏疏封上，退还给王敦。但是王敦再一次把奏疏送到建康。这样一来二往，朝中人士大抵都预感到，王敦可能会有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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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这种时候会流言四起。预测王大将军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他当年的作为也会被反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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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琅邪王家，王敦无疑是个另类。他说话带着南方人的口音，举止像乡下人，对各类高雅艺术不感兴趣，但敲起鼓来，那“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的风范，倒确实能令人叹其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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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洛阳的时候，王敦做过太子舍人。愍怀太子被贾后陷害驱逐的时候，曾有诏令禁止东宫的属官送别太子，但是王敦和几个同僚对此置若罔闻。当年，这个有情有义的行为曾得到过官员和洛阳市民们的赞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可能成了王敦一贯胆大妄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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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更广的逸事是：王敦曾与王导一道到石崇家里去做客。石崇家喝酒的规矩是，美人劝酒，客人不喝，这个美人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王导心软，因此本不能喝酒的他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而王敦则故意放下酒杯，神色自若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断送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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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免使人们感叹大将军性情的“刚忍”。而下面这件事现在说起来，分明就像预言。石崇家的厕所也规格特殊，里面珠环翠绕，有众多婢女服侍，还备有新衣供客人更换。没见过这阵势的男人往往害羞不能如厕，但王敦进入后，解手更衣，神色傲然。有人甚至活灵活现地提到，当时厕中的婢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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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客必能做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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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兴三年（320），围绕着梁州和湘州的刺史人选的问题，朝廷和王敦展开了不动声色然而激烈的较量。王敦的根据地是荆州和江州，此时的荆州虽然荒弊，却毕竟仍是“用武之国”，而此时从江陵至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正提供了充足的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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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旦王敦想向长江下游有所动作，荆州西北的梁州和南方的湘州，就可能成为他后方的威胁。所以这两个州，尤其是梁州刺史站在谁那一边，不管对朝廷还是对王敦，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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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州：之前，梁州刺史正是周访。平定荆州流民叛乱的过程中，王敦曾向周访许诺过，杀死流民首领杜曾，荆州刺史的位子就是你的。但是，当周访做到这一点之后，王敦却拒绝兑现诺言，他给周访写了一封信，好言抚慰，并附送珍贵的玉碗和玉环。但这远不足以平息周访的愤怒，周访把玉碗砸得粉碎，说：“我难道是一个商人吗？可以靠宝物来取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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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访在襄阳（此时襄阳为梁州州治）务农训兵，成为王敦最大的心病。但是这一年八月，周访去世。对此，王敦和朝廷都迅速做出了反应，王敦派亲信去控制襄阳地区的军权，朝廷则调湘州刺史甘卓任梁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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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卓是东吴名将甘宁的曾孙，算是较早拥戴晋元帝的那批南士中的一员。而当初，他又有在江州与王敦并肩作战的经历。甘卓出任梁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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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敦还是取得了优势，周访的儿子们没有继承父志的打算。周访的家族也出自汝南周氏，但东汉末即已南来，所以现在他们既与北方士人集团缺少共同语言，也难以被江东人真正当作自己人。周访之子周抚和周光很可能都觉得，需要一场大动乱才能改善自己家族的地位。于是，他们选择了站在王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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