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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的作用就在于，他可以成为政府和流民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郗鉴是山东高平金乡人，家族在地方上势力深厚，虽然和第一流豪门还有些差距，但也不至于大到说不上话。永嘉之乱后，郗鉴被乡里推为盟主，率千余家避难于鲁地的邹山，在与石勒作战的过程中，三年众至数万。换句话说，郗鉴也是流民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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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元年（322）七月，即王敦攻入建康后不久，郗鉴退保合肥，不久后奉诏渡江。朝廷显然是希望郗鉴和他的军队能站在自己这边。王敦当然也看得到这一点，他没有反对朝廷征召郗鉴的原因可能是，当年在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里，他和郗鉴做过一段时间同事，凭这段旧谊，也许倒可以让郗鉴反过来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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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郗鉴在明帝的任命下回到合肥，和当初的区别是，他得到了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的职务，当初，元帝就是让戴渊居于这个地位上对抗王敦的。王敦对此当然不满，但不好公开反对，就推荐郗鉴为尚书令回朝廷任职。明帝也不敢公开对抗王敦，于是只好再将郗鉴调回。这一次，郗鉴途经姑孰时面见了王敦，王敦似有意似无意地跟他聊起了一些洛阳时的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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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乐广才能有限，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哪能胜过满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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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乐广道韵平淡，但愍怀太子被废时，却能慢慢匡正局面。满奋则是节操有损的人，怎能和乐广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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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满奋那个时候，危机交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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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大丈夫当生死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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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往事，该是乐广于王敦有恩，满奋跟王敦有仇。当年愍怀太子被废，王敦等人冒险为之送行，司隶校尉满奋收捕了他们，而河南尹乐广则极力解救。不过枭雄论世，当然应该着眼于才能而不仅纠缠于恩怨，王敦是在强调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而郗鉴的回答含意则十分明显，忠义的价值更高于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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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的话让王敦厌恶，之后他把郗鉴羁留了很久，但到底觉得不便下手杀他，还是放他回到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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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朝廷后，郗鉴“遂与帝谋讨敦”，密谋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分析前因后果可以推断，郗鉴将帮助明帝引用流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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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五、第二次建康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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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宁二年（324）五月二十七日，明帝下诏讨伐王敦。王导再一次被任命为大都督，不过这一次，他显然要尽心尽力得多，听说王敦已经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王敦发丧，这个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不久后，王敦见到了明帝罗列自己罪状的诏令，诏书开列出来的最高赏额的悬赏，竟然不是给自己而是给钱凤的首级的，这说明皇帝直接把王敦当作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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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当然很愤怒，但他的病情确实已经沉重，不能亲自领兵，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哥哥王含。王敦自己没有儿子，因此把王含的儿子王应收做继承人。王敦并不信任王含的能力，可是王应年纪还小，另外他则已经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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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一，王含、钱凤率水陆五万人开至江宁，驻扎于秦淮河南岸。朝廷在这一线布防的是温峤，他收兵北岸，烧断了河上的朱雀桁，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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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夜间，政府军渡河发动了一次反击，取得了胜利。王敦听说了这个消息，痛骂自己的兄长是个“老婢”，他支撑着想起来亲自指挥，但这个努力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临死前王敦让王应立刻即位称帝，如果这个遗嘱是真的，那大概可以解释为王敦对取胜已经不抱希望，所以要让自己的继承人好歹过几天皇帝瘾。因为这次出兵前，王敦似乎尚无自己马上当皇帝的打算。他曾吩咐手下攻打建康时不必顾忌明帝的生死，但要保护好“东海王与裴妃”，他很可能属意于暂立东海王司马冲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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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是秘不发丧。史书上称这之后王应“日夜纵酒淫乐”，这条记录也真假难辨，因为未必不是对失败者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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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还是一个少年，不久前王导写给王含的一封信里甚至夸张地称他“断乳未几日”。但他暂不公布王敦的死讯以免军心浮动，此时至少不算不明智。政府军眼下取得的战果，显然不是决定性的，而吴兴沈充的“众万余人”，却已经赶来应援。之前，明帝曾试图拉拢沈充，称只要他倒向朝廷，就可以坐上三公的高位。但是沈充的智商让他不相信这样美好的许诺，而他的道德感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说：“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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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七日，局势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流民帅刘遐、苏峻各率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夜间召见犒劳了他们。沈充、钱凤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于是想趁北方来的军队立足未稳的机会打它一个措手不及。二十五日，他们渡过秦淮河，首先突破建康原有守军的防御，进攻至宣阳门，然后开始捣毁那里的防御工事。显然，他们还是低估了流民军的应变能力和战斗力，这时刘遐、苏峻从侧翼发动攻势，叛军大败，赴水而死者就达三千人之多。紧接着，刘遐再次在青溪击溃了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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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逃遁。该去往哪里，王含、王应父子发生了争执。王含想投奔荆州的王舒，王应则以为还是去江州刺史王彬那里更好。王舒、王彬都是王敦的堂兄弟，区别是王舒一向阿附王敦，王彬却多次与王敦有过激烈的争辩，尤其是周被杀之后，他为周流泪辩护，弄到王敦几乎要杀他的地步。王应说：“王彬在别人强盛的时候，能够坚持己见，那么看到我们落难，也会有恻隐之心。王舒是循规蹈矩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有出人意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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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他的分析理由如何充分，儿子还是要听从父亲的意见。结果，王舒见到他们父子后，就把他们沉入江中。而王彬果然秘密准备好船只，等待王应的到来，但事既至此，他也只好空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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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平定的速度很快，钱凤、沈充等人也先后被旧同僚或老部下所杀。尽管被叛卖者是乱臣贼子之流，但是史书上还是照例对出卖他们的人给予了谴责。刘孝标认为应该把王舒开除出人类的行列，《晋书》和《资治通鉴》则都用一种报应不爽的语气写道，沈充的儿子终于为父亲报了仇。政治正确之外，始终保持着对基本人伦的肯定，用流行的概念，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价值多元。史家的这个传统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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