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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饶宗颐有同事热心政治，出任了国民党政会参议员。但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在研读《昭明文选》时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即很快就因为文章出名，但往往牺牲在政治上。他曾在自述中指出陆机、潘岳等人都在政治上牺牲了，这是他们忘文学而追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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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潜心治学，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如今，毗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青铜大佛的世界最大户外木刻佛经群“心经简林”，是香港的人文胜景。“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的传闻，饶公心有戚戚，因希望大家不要悲观，就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说。饶宗颐写的字很大，每个字约一平方米大小。于是，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香港著名的篆刻师将饶公写的《心经》刻在巨大的木条上，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香港市民的心灵。“在‘心经简林’的最后一根木柱上，刻着‘岁在壬午选堂敬书心经，愿令阖境安康、时雍物阜、长浴斯福’二十四字，表达了饶宗颐对香港市民大众的衷心祝福，现在已经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李焯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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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他待人真诚，就算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刘唯迈说。2003年，为了表彰饶宗颐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香港大学在校内建了饶宗颐学术馆。因为他本人一贯主张做学问应该谦虚，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认为自己的学问很小，所以就给学术馆取了一个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因为Petite刚好是“小”，Ecole是“学校”，合起来就是“小学”“小学校”，意思就是“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这是饶公谦虚的一面，里面还有一份小小的幽默。”李焯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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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海外，汉学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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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饶宗颐在香港埋首学问。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国际汉学界广泛交流，成就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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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为了进行甲骨文研究，饶宗颐初到日本。“二战”结束的初期，日本经济比较困难，对甲骨文研究并不深入，许多材料尘封在仓库。当时，饶宗颐住在离京都大学不远的三缘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看兽骨龟甲，晚上回到寺里继续研究。三缘寺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的为人、治学之道，他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晚上要等饶宗颐洗澡之后，全寺僧众方能沐浴。在日本，饶宗颐一有空就到书店淘书，经常心满意足地将成箱的书用车拉回住处。后来，他将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归纳成文发表，并受邀到东京大学等地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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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饶宗颐到英国剑桥出席了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会上，饶宗颐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在剑桥开完会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饶宗颐到巴黎编辑整理敦煌的经卷资料。这是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定为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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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术成果，饶宗颐还和一大批西方汉学家结下了私人友谊。戴密微比饶宗颐大23岁，照理说是饶宗颐的前辈，但在交往中，两人结成了忘年交。除了学术修养，戴密微还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随手而出的才情，曾邀饶宗颐同游瑞士。饶宗颐在沿途写了30首诗编辑成《黑湖集》，后来刊载于瑞士的《亚洲研究》。戴密微八十大寿时，饶宗颐为他写骈文祝寿，戴密微将《黑湖集》译为法语并亲赠序文一篇作为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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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天设三缘”，饶宗颐如此形容他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相识。1958年，饶宗颐原本指望到意大利游学，但飞机因为故障中途降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得以与高罗佩偶遇，两人一见如故。推崇明朝学术文化的高罗佩赠给饶宗颐一本明万历版的《伯牙心法》，饶宗颐则赋诗回赠。此外，高罗佩曾师从我国古琴大师叶诗梦，酷爱古琴，这使得他和精通古琴的饶宗颐有说不完的话题。多年后，当高罗佩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饶宗颐心情沉重地写下了“滔滔流水空叹逝，更何堪、弦索天涯”的词句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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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家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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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荣誉满身，饶宗颐并没有放慢研究的脚步：“学问要接着做，不能照着做。”他将目光投向古印度的研究上。此时印度学者白春晖主动找到了饶宗颐。第一次见面，饶宗颐就和白春晖达成了互教互学的协议：饶宗颐教白春晖《说文解字》，白春晖教饶宗颐梵文。1963年7月，饶宗颐带着学生——法国人汪德迈来到印度游学。此时，印度反华气息还未散去，饶宗颐多次被怀疑是间谍，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盘问。有一次上飞机前，面对警察的刁难，汪德迈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地说饶宗颐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是印度研究机构聘请的研究员。经过近一个小时的交涉，饶宗颐才没误了航班。在飞机上坐定后，滴酒不沾的饶宗颐一口喝尽了空姐送来的一杯酒，郁闷之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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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在印度，饶宗颐也受到了学者的热情接待，使他看到了不少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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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十年，饶宗颐的海外邀约和荣誉不断：1978年，受邀担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客座教授，主讲中国古代宗教，其间，瑞士电视台还播出了他的纪录片；1980年，被法国亚细亚研究会授予荣誉会员；2012年，当选法国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正如瑞典汉学家施舟人所言：“饶宗颐教授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老师，更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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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大陆，久去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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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1949年离开大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愈加强烈。他曾写下“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的句子，寄托着对祖国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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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饶宗颐60岁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使得他在阔别大陆20多年后，看到了重回故乡的希望。果然，3年后，中山大学邀请已经退休的饶宗颐到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年会。尽管饶宗颐早已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亚洲学术的骄傲”，但在大陆学术界，他才刚刚为人知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专门设宴款待饶宗颐，席间，吴南生邀请饶宗颐到各地走走，饶宗颐听罢激动地说：“我从小研究《楚辞》地理，读过很多地方志，对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陆很多地方还没去过。离开潮汕整整30年后第一次回来，我真的想去走走，去看看！”年会一结束，饶宗颐迫不及待地到了湖南，考察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还专门到汨罗江吊祭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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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颇丰的湖南之行让饶宗颐下定决心，要在晚年游历祖国，还希望能和大陆的学者一起做研究。1980年，在中山大学学者曾宪通的陪同下，饶宗颐前往敦煌莫高窟考察。虽然他以敦煌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前却从未到过莫高窟。饶宗颐在火车上一路凝望着窗外，曾宪通好奇地问：“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饶宗颐回答说：“我正等着海市蜃楼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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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敦煌后，饶宗颐又到了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仔细地考察每一样藏品，有时候看过展厅的展品还不满足，要到库房里接着看。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察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后，他撰写了《曾侯乙墓匫器漆书文字初释》，考证曾侯乙墓文物上的文字。20世纪整个80年代，考古和艺术史研究都是饶宗颐的学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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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饶宗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94年，北京的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举办了“饶宗颐书画展”，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期间的座谈会上，季羡林、冯其庸、史树青等文化大家与饶宗颐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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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升温，他被人们尊为国学泰斗之一。温家宝在国务院总理任上曾多次致信饶宗颐，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和尊重。2010年，当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见到饶宗颐时，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2015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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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时，饶宗颐都像他自比的那样“辛苦待舂锄”，百年不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光里，饶宗颐走过太多地方，经历过太多事情。然而，他的人生态度却很淡然，正如他曾说过的：“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撰稿人：陈志明 贾思玉 王肖潇 李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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