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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4日,任继愈经再三要求,终于从国图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前夕。退休后,他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视力已很差,但仍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任继愈年轻时喜欢运动,晚年仍爱看足球比赛。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著作,以及西方浪漫诗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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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有涯,学无止境。”老人曾这样在笔者的签名本上留言。好些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如今,这位学术巨擘走了,但他留下了令人感怀久远的为学精神,留下了旗帜般的感召力。(撰文: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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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附录]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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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十九日,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听到消息后,我方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不禁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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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中旬,我随语文教育学者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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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够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如今想来,那句话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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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20世纪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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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曾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与熊十力先生不同,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1956年他给熊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给任先生,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过这样悲哀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任先生可说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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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希望把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她还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对这套书的出版非常关心,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思想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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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特立独行”的观念源于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然而,世事变迁,身不由己,任先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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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整个学术界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如果今天的学术界,能将他们的学术成果传承下去,能真正体悟到他们的美好人格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我们的哀痛,或许能够浅一些。(撰文: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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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汤一介:儒者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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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汤一介(1927—2014),湖北黄梅人,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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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教师节只差几个小时,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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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告别了我们。因为工作,笔者曾在最近这两年间,数次拜见汤先生,有幸亲聆先生的教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平直有力;话也不多,倒是作为晚辈的我们,因为珍惜亲炙先生的机会,一直不舍得停下话头儿。他的妻子乐黛云老师在不远处忙手头的事情,但先生一有动静,她总是第一个跑过来——她的注意力,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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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生前,他对人说:“我不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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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大师。”汤一介先生亦如是说。随着汤先生的离开,落寞的学术星空,如今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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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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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他从未否认过他是国学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在中、西、印度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早年留学时,就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对很多学人都不无微词,唯对汤用彤称颂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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