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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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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不好，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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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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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春节期间，杨绛在北京三里河寓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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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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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笔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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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2014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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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2013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2014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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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笔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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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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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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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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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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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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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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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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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哎哟，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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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半晌没有开口，第二天，她就换了一条远路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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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锺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锺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家里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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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陈麟瑞、李健吾请他们夫妻俩下饭馆，这两人都是写剧本的，鼓动杨绛也写一出戏。杨绛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就是班上的笔杆子，听好友一说，心动了，很快编了个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讲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为失去父母前来投靠亲戚，却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挤，最终得到了舅公的爱怜，认作孙女，继承遗产，让等着舅公遗产的舅舅们都落了空。杨绛觉得故事的结局可谓称心如意，便取了个标题《称心如意》。这就是她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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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打来电话：“你的剧本被黄佐临看中了，马上排演，就要出广告了，你用什么名字？”杨绛的本名是杨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丑，忽然想起家人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叫杨绛吧！”1943年，黄佐临执导、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台喜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红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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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就此解决了。杨绛请朋友们吃了一顿馆子，自己家里也能吃上酱鸡酱肉，六七岁的女儿钱瑗已经“三月不知肉味”，高兴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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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一鼓作气，1943年接着写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写了《游戏人间》，都是喜剧，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干预和压力，又能让人发笑，用笑声“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啬地赞美好友，在喜剧文学里，“第一道里程碑属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只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