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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衡巽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他告诉笔者：“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诗歌翻译数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数杨绛最好。’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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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批斗：“怒目”之余，还有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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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风浪，避也避不开。到了这时节，“年轻人”眼中“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杨先生，就会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但和多数人不同，杨绛是一种智慧的、带着点儿幽默的“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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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时，有一次大礼堂开会，忽然有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学生跑上讲台，挥手顿足地控诉杨绛“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大家一听，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目光满场搜寻这位“专谈恋爱”的教师。杨绛气坏了，“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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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个菜篮子，专门到校内菜市场人最多的地方去转悠，看看不敢理她的人怎么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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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怒目”是在“文革”初期。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糨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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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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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何其芳等“黑帮”挨斗，杨绛和钱锺书坐在台下陪斗。早就熟悉这套程序的杨绛感到“困倦异常”，低着头打瞌睡。忽然有人大喝：“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杨绛忙睁目抬头，心里有些慌张，可是过一会儿又瞌睡了，结果夫妇两人都被叫上台戴高帽子。“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眉眼全罩在帽子里，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这聪明的小诀窍，让人看到了杨绛苦难中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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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生还记得，1966年8月27日对杨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办公室，她被迫交出即将完成的《堂吉诃德》全部译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阴阳头”，一半头发被剃掉。钱锺书见状，比她还着急：“明天怎么出门啊？”那时“牛鬼蛇神”是不准请假的，得天天等候挨斗。杨绛却灵机一动，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足足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第二天早晨开始，她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还能很幽默地想着：“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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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衡巽用一句话概括了杨绛的“怒目”与幽默：“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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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人：试探“披着狼皮的羊”，救回“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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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译稿被没收了，但堂吉诃德的探险精神留在了杨绛的脑子里。她对革命群众很好奇，自己的检讨上每次都有一句狠狠的批语“你这个披着羊皮的狼”，可她偷偷端详“监管小组”的审阅者，面目又十分和善。杨绛便颠倒过来，称他“披着狼皮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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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忍不住向他们“探险”。一次，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用朱红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杨绛住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只得在屋里写反字。杨绛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了一天假。结果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偷得‘劳’生‘半’日闲”。不久，她又找到另一位监管员，以修煤炉为由，请一天假，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修好了，又得半日清闲。再过些日子，她直接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点头答应了，杨绛其实不用去医院，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她很高兴地发现，所里的这些革命群众，其实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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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人很准。”董衡巽告诉笔者，“她曾说，人啊，就像一本书，有些你看得懂，有些你看不懂。”杨绛认为董衡巽就是“看得懂的，心很细，说话很含蓄”。后来，董衡巽果然含蓄地保护了杨绛——她认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语言很美，就让董衡巽读他的作品，如《1984》《动物庄园》，这是董衡巽第一次看到反共反苏的小说。但他从来没有去检举揭发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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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看得懂”的人，杨绛很和善。那时候所里的晚辈工资不高，每月56块钱。逢年过节或是家有急难，杨绛就给他们一些资助。朱虹回忆：“有一次我和丈夫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因为没钱而犯愁，杨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了300块过来。”董衡巽算过一笔账，每年春节、“五一”“十一”三个大节日，杨绛就要给好几家送钱，别看钱锺书工资356元，杨绛工资280元，“逢年过节，两位先生反倒是要过苦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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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开会被批斗，就想到了自杀。我也在批斗会上被逼指认反革命，但我不想诬陷别人，也想自杀。我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杨绛赞赏他宁可自杀，也不说假话诬陷他人的品德，把他当作“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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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因为对“文革”不满，郑土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江青，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邓小平尚未复出，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从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把我的信公布，发动群众批判我。”那时候，郑土生的儿子郑鹏刚刚出生，名字就是杨绛和钱锺书取的。杨绛知道后，“立即对我说，你不用担心郑鹏，如果你有意外，我们会立刻托人把郑鹏养起来。这是她第二次冒着风险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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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成名：接受政治礼遇，婉拒美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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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告诉笔者，因为中断了六年，杨绛只得从头开始再译，一头栽入西班牙语《堂吉诃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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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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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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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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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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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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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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